两天来在王若飞、胡适、闻一多、沃森、斯诺等人陪同下忙于了解国内作战最新进展、会见华侨领袖、拜访金融界、工商制造业巨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首领的陈海松接到大使馆转送的国内电报，很是吃惊，一向防共、限共、溶共的蒋先生是怎么了？对共产党如此宽容？
竟然把他的统治根本江浙交给自己打理，要知道三个月前他还勒令新四军驻平江、岳阳、衡阳等地的办事处撤离，新华报社被暴徒捣毁，八路军军饷全部断绝，要求八路军离开江南，现在委以重任是对自己极度地信任还是对战场形势极度地无奈？让他踌躇了很久不能定夺。
党的力量借此扩展到长江以南广大地区无疑具有战略性的意义，然而进入该地区发展根据地、坚持对日作战没有强大的军队是不行的，名义上存在的10、24、32集团军各部长官大部分调离、部队缺额巨大、士兵缺乏训练，要想生存下去，不输入新鲜血液肯定是不行的，重建五个集团军至少要有十万主力部队搭起骨架，蒋先生不会给他部队，给的部队也不敢用，只能调动江南江北第七战区、甚至是第二、第八战区的八路军建制部队。
这无疑会影响华北地区的战略部署，江北部队南下、华北部队入淮，牵扯面实在太大。八路军有限的兵力被摊薄对日作战将捉襟见肘。他一根一根地吸着烟，反复权衡着利弊，隐隐感到蒋先生要放弃武汉了，准备把抗日的责任大部分扔给八路军，回西南去养精蓄锐了。
国家的国际形象将由此受到严重损害，怎么办？还像前世一样国共两党都忙于发展自己的力量，极力避免主动向日军发动反攻，拖到美苏英法取得决定性胜利以后才开始反攻？
不行！自己两年多的布局为的就是改变这个历史进程，扭转沦为战争看客、成为战后利益分配受害者的屈辱局面，国民党他没有能力改变，以维护国家人民利益为宗旨的共产党却有责任肩负起振兴中华的历史使命，以民族利益为重挺身而出，站在抗日战场的最前沿。
他一直认为国共两党的竞争不是抗战结束后才开始的，其基础是在抗战中逐步积累的，共产党军队因为在敌后斗争经受了残酷的考验，战斗意志和技能优于国军，反观国军自武汉失守后采取消极的防守战略，因日军陷入太平洋作战中而苟且偷安，助长了腐败与无能。
虽然在美国、英国的逼迫下组织了远征军表现出一定战斗力，然而整体实力并没有因为大量外援、先进装备的列装而有质的提高，当两支军队在中原相遇，暴露出这支44年大败于日军的国军还是一支落后的军阀武装，两年多的时间里四百万大军一败涂地退出大陆。
这一世差距更加明显，因为他这只蝴蝶的煽动，八路军不仅作战方式、装备水平、指挥能力有了大幅度提高，支撑军队作战的物质基础也极为雄厚，仅抗战第一年缴获的武器辎重就够八路军用两年的，飞机、坦克、大炮、舰艇早早出现在人民军队的作战序列里。
而工业基地的创建与发展、被忽视的大批逃亡的青年学生、流浪的难民、获救的劳工成了根据地经济发展的宝贵劳动力、知识分子、产业工人，现代工业从无到有改变着中国社会和经济实力，苏联、德国、美国工程技术人员的加入提升了中国工业的制造能力和生产水平。
而领导这一开天辟地伟大变革的中国共产党也提前统一了思想、确立了奋斗的目标，早早摆脱了教条主义、宗派主义、阶级斗争理论的干扰，思想、组织、作风建设走向正规，政治、经济、文化、民生等方面的政策措施得到了各阶层的认可与欢迎，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有了这样的基础和超越前世的战果，暮气沉沉的国民党及其军队已经在民心士气、经济军事实力上落后于开明、进取、清廉、高效的抗日民主政府、八路军各军区部队。按照现在的发展趋势再有四五年，不用到抗战结束就能在追求光明富强的民众的支持下，希望中国发挥更大作用的国际社会推动下走上中国政治的中心，引领全国人民取得抗战的最后胜利。
自己作为这一伟大历史进程的参与者有什么好顾虑的，机会总是青睐有准备的人，第三战区的地形地貌非常适合自己新五军佟毅第三师这样的山地部队行动，在蒋先生及其手下眼里猛如虎狼的13军其实破绽百出，只是遇见顾祝同之流才成就了泽田茂竖子威名。
虽然王凯的特战一大队北上蒙古布局回归，张峰的特战二大队南下琼崖谋划南洋，可孙飞手里还有海军陆战队、张振宇手里还有特种突击营，面对3个守备队1个铁道兵团瘫痪浙赣铁路运输、夺取鬼子衢州、上饶据点，隔断鬼子江浙与13军的联系并不困难。
有了新的地盘就能够组织起无助的民众，淬炼出现代化强大军队，通过越来越大规模的反攻作战赢得国内各阶层、各社会团体的理解、支持和拥护，赢得国际社会的普遍尊重和信任，为新中国的创建打下坚实基础，这样的机会必须牢牢把握，再苦再难也不能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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