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九年，沐休日已过，今日是大朝会。
其实明朝很少放假的，朱元璋是个很吝啬的皇帝，官员工资低的可怜，整年里只有冬至、过年、皇帝的生日这三个沐休日，每个沐休日只有可怜的……一天假。
在老朱同志面前，官员们是敢怒不敢言，工作虽然辛苦，但是相对而言，自己这条老命更重要一些……
后来到了朱棣时期，元宵节放十天长假，冬至是放三天，但是能真正休息那么多天的官员其实并不多，因为他们大多都要坚守自己的岗位，假期的时候反而是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张鹤龄将沐休的制度稍稍调整了一番，将值班的任务分配下放，尽可能让官员们都能过个安生年。
今日，百官齐聚奉天殿，高呼万岁，然后，依然是太子朱厚照和靖王张鹤龄分坐龙椅下首两个位子，弘治九年的第一次大朝会正式开始。
紧接着，谷大用走上前来，宣布弘治九年朝廷颁发的诏令。
第一条诏令，在三年一次的科举之外，增设吏员考试，通过便可为吏，与此同时，为了照顾一些已有功名的读书人，朝廷亦给予了一定优待，所有秀才，可以不经考试，直接录取为吏。
大多数的秀才，除了免除徭役，给予一定的小特权之外，一旦考不中举人，中不了进士，从此再无前程可言，这天下谁都热衷做官，偏偏许多人考试水平不够，根本就过不了那几十万人上百万人争抢几千个不到名额的独木桥，而如今朝廷在考试方面可开了源，这就意味着大家做官的机会更大，将来做官，再不是看谁做的文章更好，而是谁的差事办得更好。
第二条诏令，颁布新的吏法，对于吏员做了很详细的解释。
在新法之中，将吏与官结合起来，在九品的官员之外，增设十品官衔，便是吏员，名称上虽然以吏为称呼，其实从本质上，吏已经纳入了官的范畴，或者说是官员的预备队，虽然暂时做的还是打杂的工作，但是，其身份已经有了根本性的转变。
读书人最在乎就是身份，之所以不愿为吏，是因为吏的身份低贱，寒窗苦读十年，结果成了个打杂的，心理落差太大，因此，如果当不上官，宁愿去当个教书先生，或者去市面上摆摊练字，也不愿意为吏。
现在好了，吏成了十品官，那就完全不一样了。
在众臣的议论之后，谷大用清了清嗓子，宣布第三条诏令，募军制，军户屯田改为招募。
三道诏令宣读完毕，群臣顿时哗然，有人欣喜，也有人担忧。
欣喜的是，大明多年的弊政终于有人敢动手去整治了。
担忧的是，如此激进的手段，特别募军制，直接动了那些世袭武官的利益，不怕他们造反吗？
其实，由军户制改为招募制，这一条是张鹤龄与内阁几位大学士商讨之后的结果，大明现在已经焕然一新，劳动力至关重要，以往那些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军户，实在是对人力的浪费。
大明开国初期，军户屯田保证了军队给养出于军队而不劳民，对于增加生产和粮食储备起到了积极作用，为此，朱元璋自夸道“朕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米”。
可是，时代是在发展的，现如今数百万军户可谓凄惨到了极点，他们终生被束缚在土地上，名义上是军户，其实就是佃农，饱受武官们的盘剥，而且子承父业，别说这辈子，就算下辈子都没有脱籍的希望，一旦遇到了战事，又不得不强征出战，九死一生，可是朝廷的犒赏，却大多都落到了武官的腰包。
若是从前，至多就当自己的佃农也就罢了，反正给地主种地也是种，给武官种地也是种，只是这两年，工坊的大量出现，大家都知道务工的收益更大，于是大量的佃户涌入作坊，这就使得地租越来越低，乡绅们为了留住佃户，不得不给佃户一些优待，盘剥渐渐减轻了许多，使得乡间的佃户的负担减轻了不少。
佃户随时可以放弃土地，去作坊务工，但是军户们却不行，这样一来，他们的生活就显得更加凄惨了。
对于这一项弊端，内阁几位大学士也很清楚，问题是军户制是朱元璋定的，谁敢改啊？
退一步说，如果真的进行改革，那些世袭武官必定强烈反对，甚至可能造成兵变，因为这些人的利益遭到侵犯。
所以，张鹤龄想了个“阴险”的办法，首先是增加武官和士兵的军饷，让军户流失没那么严重，同时，提前谋划，暗地里更换武官人选，从原来夷洲卫、锦衣卫等卫所提拔新的武官人选，将原来的顽固派逐一剔除，等到公布诏令的时候，很多武官已经换人了。
清除掉那些顽固派，剩下的一些，就算咋呼几句，也掀不起什么风浪，很快就会被掩埋在历史的浪潮中。
对于这个举措，以刘健为首的内阁成员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反正靖王的手段大家见的多了，只要结果是好的，至于过程……不重要了。
其实，内阁之所以能够默许，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
大明朝从来不缺聪明人，为什么从来没有人敢于进行改革呢？
因为阻力大啊，首先，定制度的是朱元璋，任何改动都有违祖制之嫌，当下的受益者是武官和士绅，除了皇权之外，其他的权力全部集中在这两个群体手中，所以，谁都不能得罪，那……受苦的是能是最底层的百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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