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的内阁官署倒是十分的热闹,那是因为李中堂在这里召集体淮军体系的智囊商讨这推行新政的方案,这可是他执掌中枢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举措了,可以说,一旦新政施行,那才真的是改天换地的变化了,但是,新政条款的制定,可谓是困难重重。
新内阁是建立在原有政治体系上的一个衍生品,可以说,从一开始就有些先天不良的味道,不过,好在对于权力上的分割,组成内阁的各大总督分歧不大,而且各取所需了,而李中堂自然是拿到了他最感兴趣的那一份中枢权力。
但是,等他真的坐上这个位置时,真正的牵掣才一一显露,军政部就是个难摆平的摊子,不过作出让步后最终还是摆平了,但是,涉及到官僚体系的变动,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大批满蒙八旗官员被废,多出不少肥缺高位,各省督抚倒也相安无事。
只是,一旦现在的新政涉及到官僚体制的改革,李中堂也是举棋不定,若是不改革现有的官僚体制,光是一个北京城的按只能分配的六部协调就让他筋疲力尽,更何况这所谓六部,别说是冗员巨大,其中更有大量胥吏把持政务,而那些领着正儿八经官饷的官员却一个个无所事事、或者说是一个个都名正言顺的消极怠工。
这就是旧体制下的新内阁的重大挑战,对于此,李中堂自然明白其中根本性的原因,很自然,他也不满意这不能个根本无法贯彻内阁中枢政令的体制,所以在这份即将推出的内阁新政中,他毫不犹豫的将“权力”二字彻底的融入其中。
匆匆推出关于六部全面改革的新政,而不是按部就班先完成宪政体制根本的宪法制定,这一点上,李中堂自然考虑了许久,甚至就此征求过内阁大佬们的意见。这些大佬们都忙于各省的政务,巩固各自的权利体系,对于现在推出旨在加强中枢权力的新政自然并无意见,毕竟。他们这些这些大佬代表的就是中枢的权力。
而秦铠在这件事情,也并没有发表任何的意见,对于如何从旧制度上构筑这个新政府的体制,说实在的,他唯一可以借以参照、而且有参照价值的无疑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百日维新”,至于明治维新、法国大革命之类的历史,毕竟体制上的差异是在太大。
说白了。这也是他一直来试图避免的一个难题,让他现在就坐到李中堂的位置上,除了发起了场由上而下的革命外,他可能有不少想法,却根本拿不定任何立刻付诸实施、并且能够成功的保证,所以他明智的选择了先去搞军队改革。
毕竟,这整个中国的构架并非自己完全掌控的两广可比……现在,这错综复杂的官场就变成了李中堂面前的难题。而即便是这位在大清官场游刃有余的大佬,对于贯彻自己意愿的六部改革也是顾虑重重。
几册新政的文书在李中堂的幕僚手中传阅下去,而负责草拟六部新政方案的是山东布政使薛福成。这位颇具洋务头脑,却保有经世济民念头的改良派大员,对于这一次的六部新政可谓是倾注了很大的心血。
此刻展现在众人面前的六部改革新政,贯穿整部新政的内容就是将分割地方和中枢权力,参照英国政府的体制,改革吏、户、礼、兵、刑、工六部为内阁直属的分支部门,六部不再单独设立衙门,而统一并入内阁等官署。
当然,唯一的例外是由于军政部的存在,原有的兵部已经归并其中。而考虑到目前掌握监察院的翁同龢,新体制下,将监察院改名平政院,负有行政监察和弹劾官员的职权,这也是北京城三巨头互相妥协的结果。
这样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整个中央行政上的权力可谓是尽入内阁之手。而实际掌握内阁的李中堂自然是最大的获益者,而且内阁的政令实施的途径也是彻底的铺平了,而对于地方上与中枢对应的官署,不在是满清时代官衙里的六门,而是地方行政政府,内阁中枢的命令将直接转到总督府和巡抚衙门。
薛福成关于整个顶层权力机构的构架,显然是符合整个淮军体系的根本利益,立刻得到了这些幕僚的一致认可,而李中堂那边自然是早已肯定过这个方案,而设立平政院的方案,到时让这些淮军官员颇有些不满意的地方,这里谁可都知道,那位翁同龢翁大人,一直来可都是中堂大人的老对头。
现在将行政监督和弹劾官员的权利放在清流那帮人手里,这多少是有些不爽,不过,这一点上,已经是多方势力博弈的结果,现在随着南洋体系的崛起,淮军一家独大的局面显然是不可能继续的,而且,要施行新政,官员的监督显然是必须的,这一点上,即便是互为对头的李中堂和翁同龢也是有共同认识的。
此外,而由周馥、盛宣怀牵头,总理衙门参与、并且得到包括在英国人赫德、李提摩太等人的建议下,内阁准备颁布的新政三十三条款也提上了议事,对于这包括教育改革、洋务新政以及宪法、议会组建内容的提案很自然也获得了通过。
不过,很快,有军政部提出的军事改革方案和监察院提出的官员监察、选拔条陈却引发了淮军官员们的各种质疑,显然,那是因为这两个新提案显然都与淮军目前的利益有了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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