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是最难以预测的力量对抗，因此指挥战争的首要原则就是因地制宜，简单概括起来就两句话，一是“知己知彼”，二是“天时地利人和”。对任何军队来说，这都是通往胜利的不二法门。
在这场战争中，也是志愿军要想以弱克强，必须严格遵守战争的基本原则。
黄峙博非常清楚的知道这一点。
在制订战役计划的时候，黄峙博几乎把所有工作交给了参谋，唯独在选择主攻方向的时候亲自操刀。
当时，对黄峙博的选择持异议的人不在少数。
反对声，主要来自陆军主力集团军的指挥官，特别是第三十九集团军的中高级军官。
在他们看来，第三十九集团军是货真价实的重装集团军，在兵力规模上相当于两个美国陆军师，超过了中国陆军的所有野战集团军，不但拥有全军唯一的坦克师，还有一个装甲师与一个机械化步兵师，是中国陆军中唯一拥有三个满员甲级主力师的集团军，此外还有两个独立装甲旅与一个独立炮兵旅。如此强大的战斗力，只有在合适的战场上才能发挥出来，而朝鲜西部平原就是最合适的战场。
受此影响，第三十九集团军一直坚持在西线开打，重点打击美军的第三步兵师与第四步兵师。即便不能做到全歼两个美军师，也有希望歼灭其中一个。如果能够得到支持，比如让第六十五集团军协同作战，也不是没有希望全歼两个美军师。
显然，这是“大陆军主义”产生的典型作战思想。
在这些陆军官兵眼里，似乎只要有足够强大的装甲力量，有没有空中掩护都一样，强大的陆军能解决一切问题。
严格说来，也不能完全怪责“大陆军主义”。
早在二十多年前，也就是海湾战争之后，中国军队从上到下就认识到，战争主角已经是空中力量，再强大的陆军在战争中，也只是地面占领者，而不是战争主导者。没有强大的空中力量，陆军绝对会一败涂地。
这个深刻的认识，在很大的程度上推动了中国军队的现代化改革。
在随后的几年之内，中国军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除了进行改革开放后的第二次大规模裁员之外，还相继从俄罗斯引进了包括Su-27SK、Su-30MKK战斗机、S-300、“道尔M1”防空系统、“现代”级驱逐舰与636型潜艇在内的众多现代化武器装备，并且先后完成了J-11、J-10战斗机、KJ2000、KJ200预警机、052驱逐舰与039型潜艇等国产武器装备的研制与生产工作，在短短十多年内，把中国军队的现代化程度一举提升了三十年，完成了跨代式飞跃。
在陆军主导的情况下，如果没有陆军的支持，肯定不会有这样的军事改革成果。
事实上，正是陆军在积极推动军事改革。只是在坚持本土防御战略的情况下，陆军仍然是绝对主力，空军、海军与二炮只是对陆军的有力补充，而不是像崇拜进攻战略的美军那样取代陆军。
志愿军地面部队在这个时候跟黄峙博唱反调，归根结底还是与黄峙博本人有关。
打了一个多月，空军与海军出够了风头，连没有正式参战的二炮都派遣技术官兵，在二线战场上做出了突出贡献，唯独只有陆军、特别是正规部队，一直没有获得上场机会，还被黄峙博一再推迟入朝时间。
显然，陆军官兵非常不满。
因为不敢直接顶撞黄峙博，所以只能在别的地方发泄，比如在策划战役行动时，通过合理方式表达不满情绪。
可惜的是，黄峙博不是那种“通情达理”的司令官。
在做出决定后，别说作战部队的军官，连司令部的参谋也无法影响他。
黄峙博选择在东线开打，而且以咸兴为主要突击方向，除了猛击联军防御最薄弱的蜂腰部之外，就是盖马高原更利于大部队隐蔽。
第一次地面战役的成败不在于投入多少兵力，也不在于消灭多少敌人，而是能否达到战役的突然性，即在联军完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发起进攻，迅速取得突破，从而一举扭转战场态势，让联军不得不按照志愿军的节奏打。
只要掌握了主动权，接下来怎么打，都不是问题。
从理论上讲，黄峙博充分利用了“地利”。
战斗开始后，黄峙博的选择立即得到证明。
虽然在盖马高原上发起突击，三个主力集团军的装甲部队都难以发挥作用，崎岖的道路让很多主战装备不得不放慢速度，甚至不得不把工程兵顶到前面，一边修复被联军炸断的桥梁与坍塌的隧道，一边向前推进，从而导致进攻速度还不到每小时五公里，但是突然出现的主力野战部队立即摧毁了联军的抵抗意志，使得战斗变得简单化，也使得志愿军用最小的代价突破了联军的外围防线。
在攻打新上里的战斗中，第三十九集团军的一个装甲营在第一场遭遇战中就摧毁了第二陆战师的十一辆主战坦克与八辆装甲战车，随后在一个机械化步兵营的配合下，仅用一个小时就歼灭了盘踞在村镇里的三百多名美军。战斗结束的时候，进攻方只损失了三辆坦克，其中两辆还能修复，阵亡官兵十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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