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苏联人民来说，1945年无疑是值得庆贺的一个年份。
在这一年，苏联成功研制出欧亚国家的第一枚原子弹，并在日本福冈“试爆”，迫使日本这个帝国主义国家投降，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随着日本的投降，苏联人民彻底摆脱了数年来的战争之苦，被征召服役的士兵们陆陆续续地回到大后方，从事生产工作，过着和平和安定的生活。
因为待遇差别的缘故，大部分的士兵在战争结束后，都选择到城市的工厂里从事工业生产工作，只有极少部分农民出身的士兵愿意回到落后的农村里，从事农业生产。
结果，苏联全国各地都出现了城市人口大增，但农村人口大减的情况，不但令城市的住房供应变得更加紧张，还增加了全国各大城市的粮食需求。
为了应付城市人口的增长，苏联政府只好增加各个州、加盟国的粮食采购量，但在增加采购量的同时，农村地区的粮食产量却因为缺乏农业劳动力的缘故而没有得到提升（不少村里的士兵在战斗结束后都进城市了），导致全国广泛地区出现了粮食供不应求的情况。
苏联的行政干部当中，虽然有不少是共产主义信徒和党内积极分子，但也有相当一部分的人是官僚主义分子。
这些官僚主义分子充满野心，他们入党做官纯粹是为了让自己过上更好的生活，满足自己的权力和物质欲望。
他们经常高喊共产主义的口号，但并不相信党及其奋斗目标。他们经常撰写赞扬列宁和斯大林的文章，还能在讲话中熟练地引用列宁和斯大林的话语，但这些文章和讲话的内容，居然连作者演讲者本人也不相信。
虽然他们并不相信自己所说的这些言论，但为了自己的仕途，他们又不得不这么做。
同样的，这些官僚主义分子也能为了自己的仕途，而做出一些违背良心的事情。
在苏联政府宣布要增加粮食采购额度之后，地方政府的官僚们为了达到中央所定下来的目标，往往采用一些人道，也不太合适的手段。
为了短期内收集到足够数量的粮食，官僚们往往会迫使农民交出过量的粮食，以达到上面定下来的粮食征集目标。
不少农民，因为手头上的粮食被官僚征光，而开始面临着饥寒交迫的威胁。有些人还可以向其他人借粮（实际上没多少人能借到粮食），或者花钱买粮等方法渡过难关，而其他人就没这么幸运了，就算自己没饿死，也至少要失去一个家人。
幸好，这些惨剧只不过是冰山一角，这次的饥荒规模和历史上同时期的那场相比，已经是小之又小了。
这还是要多亏了德军没有越过修建在苏联旧国境线上的“曼图洛夫防线”，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这两大产量地没有受到太大的破坏，工农业生产依然在进行，大部分农民在战争时期还依然在自己的集体农庄里耕作。
因为苏联红军伤亡减少的缘故，被征召到战场上的农民数量并没有历史上那么多，而遭到德军杀害的农民也主要是西乌克兰、波罗的海三国和西白俄罗斯地区的人，对其余产粮区的影响根本不大。
最终这场饥荒的死亡人数不过千人，涉事的强征粮食的官僚也被中央监察委员会调查，最后遭到了不同程度的处分处理。
虽然这次饥荒最终还是被解决了，但一些西方国家的媒体却从不知什么途径掌握了苏联发生饥荒的消息，然后在他们本国内大肆报道，将饥荒的原因归咎于苏联的集体农庄制度，认为斯大林的独裁，还有计划经济和集体农庄制度是“导致苏联饥饿和贫穷的根本原因”。
这个观点，在西方国家里受到不少人的认同，而到了21世纪，这些观点居然还成为了历史界的主流言论，也广为大部分前苏联加盟国人民，甚至大部分“苏粉”、“共产主义者”们所接受。
但事实却恰好相反，正是因为斯大林时代的农业集体化计划，令苏联的农业生产效率得到提升，也令全国贫农摆脱了贫穷，摆脱了旧式俄国农业无法供养城市的困境。
在1928年，苏联实行农业集体化之前，旧式的俄国农业根本无法供养城市所需，无法为迅速发展的工业和文化教育事业提供足够粮食，阻碍了苏联的城市化，工业化的步伐。
推行农业集体化之前，苏联俄国的农业技术可以说是极端落后，不少俄国农民甚至还在用中世纪的方法进行耕种。
他们住在村庄里，要走几英里才到田里。一个农户的十英亩到二十英亩的土地常常分为十几块，散布得很广，而且常常被分为连什么都无法转过来的窄条子。
四分之一的农民没有马匹，半数以下的农民只有一对马或者牛，所以翻耕的次数很少而且很浅。当时农业劳动的工具只有五百万自制的没有金属的木犁；播种用手从围裙里把种子撒到地上，常常被风刮走，或者被鸟吃掉，很少会使用机器耕作。
虽然在1927年，苏联农业已经从俄国内战的破坏中恢复过来，总收获量也超越了战前水平，甚至达到了历史新高。
但在农业丰收的同时，从农村运到城市里的粮食却少了不少，导致城市没法得到足够的粮食供应，无法供养日益增长的城市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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