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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现代，盗版就好像是正版的孪生弟弟，他往往只比他的哥哥晚诞生“一会儿”，但是他却比哥哥的大方多了，他给所有人提供全部功能，乐意给所有人都提供免费服务。盗版和反盗版之间的斗争，犹如病毒和杀毒软件之间的斗争一样，打从出生起就是死对头，反盗版技术是“盾”，不断改进加密算法，从而达到不被盗版技术“矛”攻破的目的。
但是，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攻防战中，“矛”似乎更为锋利，经常将“盾”成功刺穿，从而取得胜利。其中的原因除了“盾”过于被动，只能老实巴交地乖乖等着“矛”来进攻之外，很大程度上还在于，“盾”的编制者通常只是一个公司或者一个团体的精英，而他们要面对的，往往是全世界的高手，这本来就是一种非常不对称的攻防战。所以，就算是像微软这种世界级的巨头软件公司，其推出的加密机制在一天之后，也往往逃离不了被破解的命运。
“盗版软件”这个词汇在商业软件出现之前是不存在的，自由软件是计算机业与身俱来的传统，看看计算机的发史，从1946年到60年代，从IBM蓝色巨人到ARPANET，从集成电路到PC机，从互联网到电信自由经营，每一个时期都留下了“自由”的影子。那个时候，软件的“自由拷贝”和“源代码”开放是整个计算机业，包括个人电脑及互联网两大领域的天然的软件开发和传播模式。早在60年代，就有以大学为阵地，以年轻人为主题，自由地交流的风尚，并在软件开发与研究方面硕果累累：如Unix、TCPIP、Fortran、Pascal、LISP等等。在个人电脑革命还没爆发之前，软件的传播是鼓励自由拷贝的，正是这种自由拷贝、信息共享的精神上点燃了个人电脑革命，促成了软件业的发展。
而这也是黑客们一直坚持的“黑客精神”，他们始终认为，软件和互联网就应该像以前那样，继续保持自由、共享和免费。而比尔盖茨这孩子，以前也是一个黑客，他凭借自由软件搞出了Basic，后来又搞出了MS-DOS，但是这个时候他抛弃了黑客精神，转而发展所谓的“商业软件”，即要想使用他的软件，就得付钱。在70年代末，以比尔盖茨《致电脑业余爱好者的一封公开信》为标志，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伯尔尼公约》为框架，软件步入了Copyright的时代。
“软件破解者（cracker）”实际上也是从这个时候才正式从黑客这个主干分离出来，他们也从来不认为自己是一个盗版者，他们通常都有自己的精神信仰，破解软件，他们聚集在一起，号称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纯技术团体”。
而说起软件破解，就不得不提到一个词汇“WareZ”。这个单词由两部分组成，一个是“ware”，即“软件”，其后面的那个字母“Z”，则是“零（Zero）”的首字母，“零”即“零天（0Day）”，通俗一点的说法就是：在不到一天的时间内，就可以将某个软件给破解出来。WareZ则可以理解为：可以无需任何代价的使用这个软件。
实际上，WareZ本身并不是一个具体的组织，它代表的只是一种理念，一个泛称，和世界上并不存在一个叫做“hacker”的黑客组织一样，WareZ所代表的是追求WareZ理念的人们自行组合而成各个小组。
这一届的全球黑客大赛上，出现了一个中国人，但是由于大赛的保密性质，他的出现也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关注，只有圈内少数熟知内情的人知道而已。而这些人并没有心思去将这事大肆宣传，因为这种事情虽然不是什么不光彩的事情，但保持低调却是必须的。
这个中国人就是徐科。
徐科是看雪学院破解版块的版主，明面上他是以看雪论坛的代表的身份去参加这个比赛，但实际上，他还有一个身份，即为RAZOR1911组织中国区负责人。这一次他去参加比赛，其实主要是接到了RAZOR1911总部的邀请，让他去那边参加一个RAZOR1911的内部核心成员会议。
而RAZOR1911正是一个世界着名的WareZ破解组织。
由于家庭条件的原因，徐科并没有上大学，高中毕业之后就直接走上了社会，他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网吧打工，从此和电脑结下了不解之缘。
徐科很聪明，从小他的数学成绩就非常好，高考之后，他接到了水木大学数学系的入学通知书，可是这个时候，家里已经没有能力再供他上学了，为了让他读高中，家里已经是负债累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徐科不得不辍学了，家里还有一个弟弟要上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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