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真滑天下之大稽！”
吴可看着手里一份朝廷颁发告示，脸上全是掩饰不住的讥讽。
看着告示上那些‘妖言惑众’的说辞，他真不知该说什么是好。
作为政府公告，如此不负责任地把“风闻”写在上面，并动用政府力量，将之贴满天津的大街小巷，本就有故意激发民意的用心，朝廷高层删减曾国藩的奏折的用意，恰恰与此同出一辙：唯有把曾国藩彻底推到“卖国贼”的程度，朝廷的媾和政策才可能在汹涌的民意中存在操作空间。
否则，被骂为“卖国贼”的就将是朝廷中央高层，而不是曾国藩了。
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情节：7月25日，曾国藩的《查明天津教案大概情形折》送抵京城，朝廷又一次就教案进行了大辩论，早已从重创中清醒过来，并恢复了一定元气的慈禧太后躺在病榻上明白表态：“此事如何措置，我等不得主意”。
慈禧太后如此占权让恭王十分不满，却也无可奈何只得捏着鼻子认了，谁叫大义名分在慈禧太后那边呢，他又没有取小皇帝代之的想法。
同一天，在传达给曾国藩的又一道谕旨里，这位还躺在病榻上，35岁的年轻太后对处理的具体方案一无所及，只是一再强调自己的美好期望：“和局固宜保全，民心尤不可失”。
也是在这一天，年轻太后强势主导了朝堂上的声音，删减了曾国藩“论说持平”的奏章，然后将其披露。直接将曾国藩送上“卖国贼”的十字架。
只能缠绵于病榻上的慈禧太后当然早就“得了主意”，有了曾国藩的“彻底卖国”垫底，朝廷接下来的措施，就会特别显出其“公正”，更容易获得朝野内外的“民心”、“士心”的认可。
……
“真真好人不长命，祸害贻千年！”
吴可从‘内部人士’那知道了这些消息，忍不住摇头冷笑连连。
“是啊大人，而且恭王也实在太软了点！”
身边幕僚跟着插了一口，脸上神色有那么点不屑。
“呵呵，恭王能力绝对不差，但性格方面还是有些缺陷的！”
吴可轻轻一笑，并没有对此发表什么意见。
“都让一个缠绵病榻的女人骑到头上了，这真是……”
幕僚摇了摇头也不好说什么了，只能在心中暗叹一声，难怪这厮当年搞不过咸丰，果然是有理由的啊。
“这些都是皇家内部事务，咱们就没必要瞎参合了！”
吴可摇了摇头不想多提这事，话风一转沉声问道：“关于天津教案的事情，两广民间是个什么反应？”
“还能有什么反应，群情激奋！”
说起这个，幕僚的脸色也跟着严肃起来，显然他对民间过于火暴的舆论十分担忧，接着汇报道：“特别是学堂里的那帮年轻人，要不是各地官府及时疏导估计要出大乱子！”
“让下面人好好引导，要采取温和手段不要刺激这些满腔热血的家伙！”
吴可眉头轻皱，沉吟片刻吩咐道。
“好的大人，我会通知吸取的！”
幕僚虽然有些不以为然，但最后还是点点头应承下来。
眼下能读得起书的家庭，最少都是中农身份，大部分出身都不差，这些公子少爷们闹事，只要不是太过当地官府不会穷追猛打。
虽然这些年吴可极力发展官学，但是限于师资力量以及传统因素，能来官学上学的贫家子弟不足官学学生的五分之一，其余数额几乎全被关系户拿下，私塾数量虽多但那不受官府控制，基本上都掌握在各地宗族手中。
倒是乡勇队开办的各类工厂以及企业，都有属于自己的附属学堂，专门招收旗下员工子弟半免费就读，就是这样也引来仕林好一番牢骚，认为这些工厂和企业附属学堂有辱斯文，不是他们盘中的菜。
没办法，此时的读书人都是稀缺资源，逼格高大上得很，为了维护他们的自身利益，其实并不怎么赞同普及教育的。
“两广地区的洋人们是什么反应？”
吴可轻轻点头，随口又问道。
说起这个，幕僚脸上便忍不住露出丝丝阴冷和愤怒……
……
再说天津那头，曾国藩到天津后的调查基本上反映了教案的事实：迷拐、挖眼、剖心等均系传言。如被指为教会装满婴儿目珠的两个瓶子，经朝廷官员打开一看原来是腌制的洋葱。但事实的澄清无助于减轻曾国藩所承受的空前压力：一方面是国内强大的舆论压力，各地激愤民众根本不相信曾的结论，天津更是民怨沸腾；另一方面是来自列强的压力，事件发生后，法、英、美、俄等七国联合抗议，并以出动兵舰相威胁。
高呼“民心可用”的李如松们自然只不过是嘴上快活罢了。1870年的大清，实在无力与西洋列强作一鱼死网破之斗。曾国藩对此是深知的；接替曾处理事件的李鸿章，表面上虽然嘴硬，称“彼既挟兵船而来，似不能禁我之不调兵”，并把郭松林军放在河北彰德，周盛传军扎在山西平阳以壮胆，以迎合民意。
但私下里却又不得不对人诉苦：“目前只求不开兵端，免得中外骚动，牵掣大局”，并悲观地表示：如果议和不成，真的与法国开战，则淮军“未足当劲旅而操胜券”。
然而，纵使给予再多的理解，曾国藩最后的表现仍是让人失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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