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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健二年，华国全面开花，先打了征西之战，又北上扫荡草原，再以武力控制东面的半岛王国。整个国土边境，都整出了不小的动静，收获满满。
东、西、北三个方向都打得那般热闹，战果辉煌，南边的华军将领也坐不住了。
九月，期待已久的机会终于来临。赵构一道金牌，将刘光世的江防大军尽数调往洞庭。刘光世前脚刚走，华军驻守于昌国（今舟山）的东海第二师副师长、伏波中郎将李宝，就向定海的南宋虎翼水军（原驻守于盐官）发动突袭。
此时镇守定海的虎翼水军统制官，便是有着“徐大刀”之称的徐文。此人在历史上也是个人物，武力值很高，一柄二、三十斤重的大刀玩得很顺溜。他比李宝更早成为南宋水军都统制，只是因为脾性暴躁，得罪朝中大员，被人构陷，一怒之下，带领水军及六十多艘战船叛逃伪齐。在此之后，李宝才接手南宋水军，成为下一任水军都统制。也就是说，这一战，竟是在两位历史上的南宋水军都统制之间展开。
只是，且不说二人指挥作战能力孰高孰低，光是从战船的数量、兵力的多寡、武器的装备、粮饷的供给、军队的士气等等各方面对比，南宋的虎翼水军，都处在全面劣势。这场海战还没开打，徐文就输了——无关指挥水平，无关个人能力，一切，都是硬实力所决定的。
实力如此悬殊，战斗根本没持续多久，虎翼水军士卒连续投降，最后在华军战船团团包围之下，徐文弃刀而降。南宋从长江至东海的最后一支水上力量，全军覆没。
此战杀伤不多，俘都统制徐文以下宋军二千一百余人，缴获大小战船四十余艘，战果喜人。
战后，华国向南宋派驻于长安的国使馆递交了一份措辞激烈的国书，严厉斥责南宋虎翼水军蓄意挑起事端，华军东海第二师忍无可忍，才奋起反击。
国书传回长沙行在，左相赵鼎鼻子都气歪了，这是贼喊捉贼啊！可是，由于虎翼水军全军覆没，一个都没逃回来，可谓是死无对证，任由对方说黑讲白，无法辩驳。更可气的是，原虎翼水军都统制徐文，归降华国之后，竟声称的确是虎翼水军先挑起的事端——得，这下是贼咬一口，入骨三分，南宋只能是打掉的牙齿往肚里吞。
如果仅仅是损失一支虎翼水军，南宋虽然肉疼，却还能承受，真正令南宋君臣惊恐的，是华国海军接下来的举动——二千华军，加新降的二千宋军，登陆占领定海，声称这是挑衅者应付出代价。定海西南不过百里就是明州（宁波），此时若大的明州，不过数百弓手土军，如何能抵挡得了华国大军？定海失，就等于明州失，明州一失……
南宋君臣看着本国与华国的边境线，冷汗直冒。华国水陆大军，沿着长江一直延伸到江南东路的江州（今江西九江），虎视眈眈，蠢蠢欲动。如今华国海军又占据定海，窥视明州。一旦有变，海陆两支大军齐头并进，轻易可将两浙路与江南东路北部十余州拦腰切断……也就是说，这十余州的官员军民，随时会被截断退路，装进华国的口袋。
现在，南宋君臣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撤，还是不撤？这是个难题。江南，那可是本国最富庶之地啊！粮食泰半由此产出，朝廷赋税仰仗其力，巨商富豪多聚此地。撤，损失之大，难以想象；不撤，只怕连老本都要蚀个干净。
最终，赵构不顾群臣劝阻，痛下决心，将兵马、富商撤出来。兵马与财源，都是一个国家的根基，若是晚了，等华军一动手，那真是人财两空了。
十月，绍兴朝颁旨，放弃两浙路与江南东路包括杭州在内的十余军、府、州，官军商民全部南迁。
这道南迁令，引发了江南各大望族强烈抵触与反对。中国百姓向来故土难离，就算是穷山恶水，难以养人之地，都不肯轻言离开，更何况是富甲天下的风水宝地江南呢？好好的锦绣江南不待，跑到荆南那等楚蛮之地，当人傻啊！华国宋国，还不一样都是汉家正裔溯，哪个当家做主都可以嘛，无非就是一个南北朝之局，为何要跑？
南宋朝臣中，有许多官员的家族、家眷、田产，全在江南，一旦南迁，所有财富，泰半化为乌有，这如何得了？朝中官员不断上疏，力呈此事之不妥、不善、不可为。群议汹汹，令赵构焦头烂额，难以招架。
南迁令一下，江南一片混乱。与富豪名门不愿搬迁不同，那些戍守州城、尤其是长江防线的军兵士卒，哪个愿意顶在前线，时刻处在华国大军威胁之下？一听有旨撤退，立马撒脚丫子，有多快跑多快。
所谓“匪过如梳,兵过如蓖,官过如剃”，军队撤退，过州入县，那真如蝗虫一般，少不得干些抢掠滋扰、打家劫舍的盗匪勾当。而不少当地大户，因为抵触南迁，与动迁的官府对立严重，以致当溃兵袭扰时，竟得不到官府的保护。在这般乱局之下，更是冒出了大大小小的盗匪，与官兵一起，残害地方，为祸甚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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