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我所知，在其它的地方，确实发生过农民们的暴动，而且，其产生的原因也的确与社会的不公，与有钱人对穷人的压迫、剥削有直接的直接关系。有钱人对穷人进行了残酷的剥削，从不体恤民众的疾苦，不管丰年与荒年，一律重押重租，抓壮丁充炮灰，*得农民卖儿卖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他们大多是自发行为，因为有了这样的事情，才受到组织的重视，派人加以指导，提高了暴动的组织性目标。
但当前的情形，却有些令人啼笑皆非，农民们就像看热闹一样跟着我们，他们对革命的意义没有一点的认识，甚至对于有钱人对于他们的剥削与压迫，也当成了天经地仪的事情。我不知道我们的民族中的农民是不是这样的一个传统，极易认可现实，一旦现实在他们眼里无法改变，他们就会从心底认可这个现实。如果此时有人提出要改变它，他们反而会觉得这是一种有违天理的事情，从心理上产生抵触。几十年后，随着城市化的进程，城市周边开始了大面积的开发，农民们对于干部们的贪污几乎无动于衷，只是热衷于想出各种办法让自家所量出的数据更大一些，以套取更多的拆迁费，但是，对于它人多出的数据，他们又死死地盯着，非常愤慨。这就形成了一种可笑的局面，农民之间互相攻击，认为某人多得了国家的钱，但对于干部们将大头占为己有，却只字不提，生怕得罪了干部，他们总是认为，干部占便宜，那是他们的本事，只要没有直接从自己的手里挖就行。
最终，曹延正只好同意由我搞定眼前的事情，我只用了三五分钟的时间，就把钟进友控制住，然后打开了大门。大门很沉重，我得一只手扭住钟进友的衣领，一只手全力推才行。门“吱吱嘎嘎”地缓慢打开，我以为会听到人群里发出欢呼声，但是没有，所有的人都傻了一般。我不知道他们不是是因为我本领高强而吃惊，早在弹子石的时候，我就听说在真武山上有一位道人，飞檐走壁如履平地，说的人那种敬佩之情，让人印象深刻。也许，我会成为他们的传说，在将来，他们在谈起曹延正身边的那位像哑巴一样的人时，也一定会用上这样的表情。
我把钟进友拎出了大门，农民们都不自觉地朝后面退了几步，他们并不愿意直接面对钟进友。
我要把钟进友交给曹延正，他却示意让两名自卫队的成员把他们押起来，于是两名拿木棒的成员一手提着棒子，一手抓住钟进友的胳臂，然后面朝所有的农民。
在这样的形势下，钟进友显然已经无能为力，不得不低下了他的头，做出了认罪的样子。
曹延正站到高处，对全体农民们高声说：“乡亲们，绅粮钟进友已经被农民自卫队看管起来，对于他到底是不是恶霸，到底是不是剥削与压迫过大家，我们将组织公正的审判，来定他的罪。今天，我们将对他进行收押，过几天，我们将召开公判大分，有冤的诉冤，有分的报仇。”
曹延正讲完后，轻声对我说：“你连夜赶回根据地，告诉队长与政委，让他们立即组织工作队来参与审判工作。”
听了他的吩咐，我转身就要离开，但是，转念一想，这并不对，鸡公寨并不同于曹家湾，曹延正并没有真正的支持与拥护者，如果钟进友一旦说动自卫队的几名成员反水，那么，曹延正的处境就会相当危险，他一个文弱书生，纵有坚定的意志，也不可能抵挡得住暴力的侵袭。而且，钟进友受此屈辱，绝不会善罢甘休，必然进行施以疯狂的报复，极有可能在短时间里对曹延正下毒手，等我找来人时，已经水过三秋，回到乏力。
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让曹延正跟我一起回去，路途上，我也可以照应他，把这里交给自卫队的成员。但是，自卫队才成立，而且那几个人的底细我们谁也不清楚，只能算是临时搭建的一个班子，他们能完成好眼下的任务吗？再一个相对比较保险的就是由曹延正回根据地，而我留下来，或者让一个自卫队的成员带着枪跟着曹延正，同样可以起到在路途中保护曹延正的作用。
我小声地朝曹延正说出了我的主张，便立即表示反对，同时也让我放心，他在农村生活多年，了解农民们，他留下来，正好指导自卫队的成员筹备公审大会，而且还可以利用自己的革命思想影响、鼓动农民们，让他们能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对绅粮的审判与斗争中来，而我，是绝对没有这个能力的。
我又提出是不是可以派一个自卫队的成员，带着他的信前去，但曹延正依然否决了我的建议，他认为，找人带信未尝不可，但是，根据地所处的位置相当隐蔽，如果派一个不熟悉的人去，会耽误很多的时间。
我只好走到几个自卫队成员的面前，要求他们必须得看管好钟进友，保证曹延正的安全，如果钟进友反水，对曹延正有任何的不利，我绝不会轻饶他们。
曹延正立即批评了我的这种做法，觉得这是对同志的不信任，而且以这种语气来和自卫队的同志说话，是军阀作风。但，不管他怎么说，我相信，我这样表态后，对于自卫队员们更加尽职更加有信念肯定会有帮助，从而达到保证曹延正安全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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