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回到村里后，李亚东就彻底闲了下来，人生第一次在这个年龄段里，体验到了身份转变所带来的好处。
村里逢人见了面就要笑呵呵的问候一句“咱们的大学生来了”，原本还想趁着假期分担一点家务，可往往锄头刚扛起来就被母亲或四姐直接夺走了，俩人还经常义正言辞的批评他：“堂堂大学生怎么能干这个，被人家看见了还不笑话死？”
李亚东没事就坐在门槛牙子上想啊，万一自己估分估错了怎么办？
是不是得一头撞死？
不然何颜面对家乡父老？
这些无处不在的特殊待遇确实给他造成了一定的心理压力，不过总的来说他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估分即便有些误差，也不可能太大。
这样闲下去无疑不是办法，家庭如此贫乏，就算让他天天睡大觉他也睡不着啊，老话说“穷则思变”，既然家里的农活实在插不上手，他就寻思着提前赚点钱，这原本是他离家之后才会考虑的事情。
有人曾说过，这是一个将一头猪放在风口上都能飞起来的年代，这句话虽然有些偏颇，但也不无道理。如今回头一想，李亚东发现这年头赚钱确实不难，只要敢去做，基本都会有所收获。
正所谓“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北边的年广久就用实际行动印证了这句话，这一年傻瓜瓜子已经惊动了党中央，年广久的个人财富超过百万，在这个万元户都要颁发锦旗的年代，这样的财富穷极了人们的想象，据说家里的钱需要经常晾晒才不至于发霉。
一个文盲，却成为了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个“资本家”，这具有强烈的讽刺意义。也证明了计划经济放到市场上根本行不通。
唯一让李亚东有所顾忌的是，他不能闹出太大动静，家人的脾性他一清二楚，否则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姐，上哪儿去？”李亚东还在琢磨着如何不动声色的赚点小钱，刚好看到李冬梅挎着竹篮子要出去，不由问道。
“去镇上一趟呢，这不是前段时间你要参加高考，家里的鸡蛋攥着一直没有拿去卖，娘说现在不能再吃了，得存钱给你做路费。”李冬梅笑得很灿烂，日子过得苦不怕，就怕没有盼头，可现在不一样了，弟弟考上了大学，往后家里的日子只会越来越好。
“鸡蛋？”李亚东眼前一亮，好东西啊，赶紧凑了上去，“姐，让我去吧，这又不是地里刨土的活儿，我也好久没去镇上转转了。”
李冬梅想了想，好像是这个理儿，眨巴着大眼睛问道：“真想去？”
“必须去呀！马上就走，你看我这屁股都快起茧了。”李亚东二话不说就将竹篮子接了过来，扫了一眼，能有二三十个的样子，倒是苦了他娘应该攥了好一阵儿。
眼下是纯粹的卖方市场，手里有货就不怕变不出钱来，只是李亚东一点没有便宜供销社的想法，一斤纯天然无污染的散养土鸡蛋一块一毛钱一斤，在他看来实在太廉价了，望着不远处大山上青翠欲滴的景象，他记得山顶上有不少野茶树，以前村里老人总会变着戏法拿出一些好吃的，怂恿孩子们上山采茶，他也是经受不住诱惑的人之一，规则是谁采的最多奖励归谁，不过最后其实都是被大家分着吃了。
茶叶蛋，这种兴盛于江浙一带，最终一统全国街头巷尾、大小车站的霸主级小吃，这个年代还没有攻城拔寨到他们这里。
这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
既然心里有了想法，李亚东也没啥好犹豫的，倒是没有一个人单独行动，而是找到了张春喜，原因很简单——他小姨家就住在镇上，可以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设备支持。这大概也算是资源整合的一种。
不然总不能在村里煮蛋吧，今时不比以往，他娘要是知道自己儿子上了灶台，非得用唾沫星子喷死他不可。
“真的假的，一个鸡蛋能多赚五分钱？”张春喜正在山脚下放牛，听完李亚东的计划后，挠着脑壳问道。
“一句话，干不干？”
土鸡蛋个头小，李亚东估摸了一下，约莫十个才有一斤，再加上材料费，一个成本大概在一毛两分钱。卖到一毛七八是他认为比较合理的价格。主要考虑到乡里乡亲的缘故，不然卖到两毛也不算过分。
“事先说好，坑人的事情我可不干。”张春喜很清楚李亚东不是无的放矢的人，他既然都这么说了，那事情就基本没跑。钱谁不想赚呀？只是他很疑惑一个鸡蛋凭啥卖这么贵？就因为用那些都没人愿意去采的野茶叶煮了一下？
瞧，这就是当下淳朴的劳动人民最真切的想法，他们潜意识里会对每一种商品有一个自己的价格定位，想让他们将一毛钱的东西卖出两毛钱的价格，那是几无可能的，首先心理关就很难过去。
“坑你个大头鬼，我卖的是货真价实的鸡蛋，又不是空气，人家想吃才会买，难不成我还能拿把刀强迫人家？”李亚东认为很有必要给他树立一个正确的商品价值观，否则这家伙肯定跟上辈子一样，靠着木匠手艺给别人打了一辈子工。
“说的好像有点道理。”张春喜若有所思的揉了揉下巴，“那走吧，先去采茶叶，我倒想看看你还能把鸡蛋煮出肉味来是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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