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海禁”主要在明朝初年和明朝中后期，明朝初年，朱元璋就立下了“不许寸板下海”的祖训，后来“海禁”一度松弛，再后，为了防御倭寇的侵扰，又曾厉行“海禁”。
“不许寸板下海”是明朝建立伊始就制定的遏制中国人对外交往的海禁政策，之所以会实行这种政策，说到底与开国皇帝明太祖朱元璋的政治理念是密切相关的。
明太祖是中国历史上惟一出身赤贫的皇帝，他想恢复一种“鸡犬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简朴的农业社会。如果有可能，他甚至想废除货币和商品交易。
明朝每户人家都要承担实物税和徭役，这徭役很可能就是从千里之外押运征收的几百块城砖或几千张纸送往南京，轮到这一任务的家庭，结局往往是破产。
军队也如此，实行卫所制，官兵在驻地自耕自食，亦农亦兵。明太祖很得意，说他是养百万兵而不用花国家一分钱，但结果只是养活了百万名集体农庄的农民而已。明朝中后期，卫所军队与普通农民无异，毫无战斗力。
更可笑的是，建造世界上最雄伟、最长的南京城墙时，每一块城砖竟然是从全国各地烧造好后运来的。明太祖也许没有想到，在南京建一个烧制城砖的工厂会是更高效、更经济的手段。
这就是明太祖的思路和治国理念。在这个背景下，明太祖实行海禁就一点也不奇怪，连国内贸易都想要禁止，更何况是对外贸易？防御倭寇不过是实行海禁的一个很好的藉口罢了。
不过在朱元璋死后，明成祖就公然违背了明太祖海禁的命令，那便是郑和下西洋。
从1406年至1430年，郑和曾七下西洋，规模最大时有二百四十多艘海船、二万七千四百名士兵和船员。这对于当时那个时代来说，恐怕只能用不可思议来形容。
很多外国学者称郑和船队是特混舰队、郑和是海军司令或海军统帅。著名的国际学者，英国的李约瑟博士在全面分析了这一时期的世界历史之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明代海军在历史上可能比任何亚洲国家都出色，甚至同时代的任何欧洲国家，以致所有欧洲国家联合起来，可以说都无法与明代海军匹敌。”
的确，当时西方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航海的人数最多也不过200多人而已。我们这里不是单纯地谈数量，而是说明一个科学道理，航海人数的多少，反映了一种实力，尤其是在古代社会，它需要各方面物质保障，很不容易。
至少在造船术、航海术、船队编制这三项上，当时的大明朝应该是处于世界的顶尖水平。
就以造船术为例，郑和航海宝船共63艘，最大的长四十四丈四尺，宽十八丈，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海船，折合现今长度为151.18米，宽61.6米。船有四层，船上9桅可挂12张帆，锚重有几千斤，要动用二百人才能启航，一艘船可容纳有千人。
直到今天，仍未有人可以复制能够实际航行的四十四丈“宝船”，因此对史料的记载有所怀疑。但就以质疑派推算出来的长约为长十五到二十丈，宽六到八丈左右，载重量约为五千吨为准的话，郑和宝船仍是当时世界首屈一指的巨型船舶。
可以想象如果当时明朝的皇帝像英国、西班牙、葡萄牙的君主那样推崇制海权的话，历史又会是怎样一番情形。
不过历史的字典上没有“如果”二字，因此才给后人留下了无数的叹息。
实际的情况是明成祖派郑和下西洋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制海权，而是一方面为了宣扬大明国威进行的政治游行；另一方面是怀疑失踪的建文帝隐藏在西洋，所以命郑和进行搜寻追捕。
郑和下西洋固然有其积极的意义所在，可是七下西洋一不殖民，二不贸易，没有任何实际的经济价值，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这一华而不实的举动很符合好大喜功如明成祖的胃口，但却是国力所不允许的。
按照这种动机和做法，不要说七下西洋，就是七十次下西洋，对中国也只是有害无利的，徒费国力的政治游行而已。
1433年，郑和因劳累过度病死于船上，中国和世界失去了一位伟大的航海家，而明朝也再没有雄厚的经济实力来支持这项庞大的工程了，下西洋随之停止。
在这之后，倭寇日益猖獗起来，大明遂对日本“闭绝贡路”，实行更加严厉的海禁政策。
不过明朝的海禁主要是对民不对官，也就是说虽然严厉禁止民间对海外的贸易，但却不是连官方的贸易亦同样完全禁止的，因此同清朝的闭关锁国还有所不同。
不管怎么说，如果当真能全面取消海禁，恢复民间自由对海外贸易的话，一方面财富会滚滚而来，另一方面也为大明下一步取得制海权、成为海洋的新霸主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
只是想达到这个目的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说服小皇帝估计问题还不大，难得是如何令阁部众臣与百官亦能和自己一条心。因为一旦真的全面取消了海禁，必然带来一个新的权利与利益分配问题。他眼下已经是集数项大权于一身，那些阁臣们又怎会甘心将这新的权力和利益轻易让给自己？可若是交给旁人，他又感到不放心。此事直接关系到大明能否成为新的东方日不落帝国，除了自己外还有什么人能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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