迁都太原的新皇，年号“归运”。
取自汉代班固《典引》：“膺当天之正统，受克让之归运。”
“归运”即顺时而至的天运，表示皇帝乃奉天承运登基，并非阴谋篡立的伪帝。若非大明已有正统皇帝，估计山西的那帮商贾，会直接以“正统”为年号。
被迎入北京登基的新皇，年号“昭德”。
取自汉代刘向《说苑》：“天有昭德，宝鼎自至。”同样含有奉天承运之意。
当中央朝廷的君臣，听说山西冒出个皇帝，立即颁布诏书通告天下，将山西朝廷斥为忤逆叛乱之辈，号召全国官民兵将共讨之。
还未正式出兵，朝中就爆发激烈党争。
出自山西豪族的官员，因“勾结伪帝”而下狱，沿海地区官员彻底掌控朝政。
也有跑得快的山西籍官员，麻溜奔往太原，索性在太原朝廷当官。
昭德皇帝传下圣旨，召集大军勤王，其实是想发兵征讨山西。
整个松辽盆地的边军，都只当没接到诏书，那里地广人稀、土地肥沃，小冰河时期已渐渐过去，松辽军民完全可以自给自足。甚至，没了朝廷盘剥，他们还过得更滋润，都司和总兵都选择按兵不动，借口是要防备北方蒙古入侵。
整个东北地区，王渊执政时是三大营，随着朝廷实控地盘扩大，如今已扩建为六大营。因为之前二十年的混乱，东北六大营分为三股势力，一占辽宁，一占泰宁（吉林），一占原朝鲜北部（鸭绿江和清川江之间）。
前面两股势力，互相攻伐，都想吞掉对方，最后一股势力只求自保。他们都不愿帮朝廷打仗，但也不敢拒绝，张口就要百万两银子的开拔费。
只有山东总兵黄宗德，那是真正的忠义之士啊！
黄宗德带着三万团练大军，不要朝廷一分钱，自费进京听候皇命。
昭德皇帝龙颜大悦，升授黄宗德为后军右都督，冠加三英，赐斗牛服。又命兵部左侍郎王贤，挂总督帅印，带着黄宗德一起征讨山西。
王家与黄家，再度联手。
只不过嘛，王渊是跟黄崇德联手做生意，而王贤则是跟黄宗德联手除叛逆。
二人带着西苑新军一万、山东团练三万、京畿民夫五万，浩浩荡荡的朝山西杀去。
太原的归运皇帝，纯属被赶鸭子上架，但既然已经黄袍加身，也只能硬着头皮做下去。听闻北京已经发兵，归运皇帝也整军抵抗，对外宣称誓师东征伪帝，拥有北方边军两万余，其中一半属于火枪骑兵，另有数万山西团练和民夫。
双方在代州附近展开战斗，黄宗德的山东团练财大气粗，装备大量新式火枪和火炮，初时打得山西军队差点崩溃。
关键时刻，负责策应断后的西苑新军，莫名其妙的不战而逃，王贤和黄宗德被断了粮道。
王贤以文官总督身份，誓不投降，力战而死。
黄宗德杀出重围，回到北京时，身边只剩数千残兵，而且火炮辎重全部遗失。
黄宗德上疏怒斥西苑新军将领，反被南方系官员反咬一口，说他畏敌不前才导致损兵折将。而西苑新军将领，则是当机立断，保住了朝廷官兵的有生力量。
黄宗德差点因此被下狱，带着满腔怒火返回山东，从此不再理会中央命令。
这属于山东（外加天津）商贾集团，与江浙商贾集团的争斗，双方在纺织行业的竞争已持续上百年。
而为国捐躯的王贤，也因为跟黄宗德交往密切，非但没有被死后追加荣誉，反而被定了个纸上谈兵、指挥不当的罪名，只因已经身死才不予追究责任。
王氏子弟震怒，大部分选择辞官。
一支退回天津组建团练，控制天津的铁路、河港和海港，直接掐断北京的漕运路线。
一支前往湖广，全力资助王元珍。
一支前往贵州，支持王贲扩张实力，王贲是王渊大哥王猛的后代。
朝中的江浙集团官员傻眼了，由于漕运路线被掐断，整个京城粮价暴涨。他们不得不做出妥协，将兵部尚书的位子，交给留在朝中的王氏官员。
归运元年，或者说，昭德元年。
归运皇帝再次东征，一路打到北京城外，王渊的城西旧宅被占领。
山西朝廷兵马大元帅下令：“王太师，圣人也，不可轻侮，不得损其旧第一草一木。”
又把宅中诸多王氏子弟，“请”到北京城下，让负责镇守北京南外城的王皋投降，并承诺升王皋为内阁次辅、加太师衔。
王皋面无表情，下令道：“开炮！”
城楼巨炮调整角度，对着诸多王氏子孙发射，一炮轰死王皋自己的亲孙子。
两军都惊骇莫名，北京守军义愤填膺、士气大振。山西军队则慑于王皋忠义，又念及王渊的圣贤之名，竟然选择围而不攻，还把王氏子孙全部掳去太原，每天好酒好肉的伺候着。
北京城太坚固了，就算带着巨炮，也得打好几个月。
山西军队围城半年之久，城中饿殍遍地，天津王氏终于带兵来救。攻城方粮草不济，把北京周边抢掠一空，终于灰溜溜的选择撤军。
王皋借着保卫北京的大功，开始清洗内阁和六部，急诏素有贤名的南京礼部尚书金芳回京，火速担任内阁首辅。又清洗守城时表现糟糕的勋贵，将他们的土地分给流民和佃户，再拿出王家在北京的钱财和土地，分给西苑官兵补发军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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