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作为汉室的年初，实际上，也同样是匈奴人的年末。
此时的匈奴，还处于十分愚昧的奴隶制社会，非要说和几千年前的古华夏奴隶制社会有什么不同，那就是匈奴独有的、松散的部落联盟制度。
不同于汉室天子的至高无上，匈奴的实际领导者：单于，实际上只充当‘部落联盟头人’的角色。
草原的生态，注定游牧民族要想生存，就必须自发的汇聚成人员更多，规模更为庞大的部落。
通常，这种部落一开始是由家庭组成——年富力壮的牧主，带着几个妻子，十几二十个孩子，组成匈奴最小的‘部落’，也被称之为部族。
但一个家庭，显然不足以抗衡草原恶劣的生存环境，也无法抵御其他部族的掠夺；这种时候，就有大概率出现最原始的部落联盟：几个相邻部族的头人相约在一起，向撑犁天盟誓，结为兄弟。
后世的游牧政权：蒙古，便有类似的行为，在蒙古语中被称为‘结安达’。
头人结为兄弟，这几个部族之间就都是‘亲戚’了，原始的小型部族联盟建立，几个部族合在一起，就成为了小的部落。
成吉思汗，即孛儿只斤·铁木真在称汗之前，便曾与札木合结为安达，实际上便是组成了两个部族之间的联盟。
这种行为在中原的文化背景中，类似于‘义结金兰’‘结拜为异性兄弟’的性质——有点类似于几百年后的桃园结义。
成立了部落之后，再合并，就不是温柔的‘结为兄弟’了——部落之间合并，在草原只意味着一件事：战争。
所以实际上，草原上的生态，几乎是永久处于类似中原战国时期般的状态——无论草原有没有被统一，各部族之间都永远会互相征战、讨伐。
至于战争的原因，也不外乎‘生存’二字——草场、水源，乃至于一块地势较高的战略要点、四面环丘的驻扎宝地，都会在匈奴部落之间导致战争。
战争结束，胜利方赢得一切，而战败方，则只有两种下场。
其一：身高高于车轮的男子被尽数杀死，幸存的小孩成为奴隶，女子，则会被这个部落获得，成为该部落发展扩大的生育机器。
其二，便是臣服。
通过臣服，战败的部族得以保全自身，但将自此成为胜利方的隶属部族，也就是通俗意义上的‘附属’，类似中原的‘外藩’。
当宗主部族下达战争命令时，附属部族必须严格遵守命令，出兵出人，追随宗主部族外出征战，以获得更好的生存环境。
而一个胜利多次，拥有多个‘附属’部族的部落首领，就是草原通俗意义上‘王’。
这样一个‘一主多从’的部落联盟，同样也会以宗主部落的原始名，或姓氏命名。
如现今，驻扎于汉匈边界的白羊、楼烦等部，便是从一个小小的家庭开始，先通过盟誓组成小联盟，再通过征服形成大联盟的强大部落。
这种‘源远流长’的战斗、掠夺习俗，导致了匈奴这种松散的部族联盟制度，永远都无法形成一个中央集权的政权。
——单于对匈奴的统治，与各部落相差无二。
准确的说，单于所掌控的单于本部，原本也是草原林立的部落之一。
在百十年前，匈奴单于也同如今的白羊王、楼烦王一样，被称呼为：匈奴王。
如今的单于庭直属本部，便是原始的‘匈奴部’。
而单于‘号令草原各部’的权力，与那些有权号令附属部族的部落王一样，来源于匈奴部落对各部落的征讨，并取得了最终胜利。
匈奴大败白羊部落，白羊部落臣服，成为匈奴部落的‘附属’部族，折兰、楼烦等部落亦如是。
也就是说，单于本部和草原各部之间的关系，与各部落同自身的附属部落之间的关系一样，属于征服者与臣服者之间的关系。
理论上，草原各部落对单于庭，也只负有‘随时响应号召出征’，以及‘必要时贡献一定物资’的义务。
这便是匈奴的部落联盟制，之所以会在前面加一个‘松散’的原因——对于各部落内部事务，单于没有丝毫干预权力。
各部落如何生存、和谁干仗，单于庭都无法直接干涉。
只有部落之间的战斗涉及到单于庭本部的利益，亦或是涉及到匈奴政权对外战略的时候，单于才会出面调解，充当一个‘战后法庭’的角色。
例如两个部落之间，为一块草场的归属打出了狗脑子，单于不想让两个部族两败俱伤，间接导致这两个部族的军事力量下降，就会出面调解：你们两家各出一个勇士决斗吧，谁赢了，草场就归谁。
这样一来，原本可能死成千上外人的战斗，就被巧妙地化解为两个人之间的决斗，只需要死一个人。
久而久之，这种‘各出勇士比拼武力’的资源争夺方式，便成为了匈奴的文化习俗：每年五月的蹛林大会，各部勇士会进行射箭、摔跤等项目的比拼，并以此决定各部族之间的资源归属。
经过两千多年的发展，到了后世，匈奴蹛林大会，也一点点转变为了纯娱乐性质的民族节日：那达慕大会。
而如此野蛮的文化习俗，加上本就松散无比的部落联盟，使得单于庭对各部族的统治，很容易脱离正常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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