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整一天周楠都处于忙碌之中，忙着将手头的公务都处置干净，实在处置不完的就交给史文江。又将手下都召集在一起训话，说本大老爷要去参加顺天府的乡试，在没出考场之前，不会再来衙门了。有事情你们自己酌情办理，实在吃不准就交给史先生。
本官不在的时候，史先生可以全权代表我。
经过安抚和解释，史文江答应再站一班岗。说，周大人你如果中举，在下继续为你效力。否则，我自另寻活路。
周楠还能说什么了，惟有苦笑。看来，自己也只有中举这一条路可以走了。
忙了一天，次日，周楠进了内书堂，开始给内侍学生们上课。
刚进学堂，就听到下面低声议论：“三赐先生到了。”
周楠一听，楞住了，自己什么时候得了这么个绰号，是可忍，孰不可忍啊！
在这两日，京城勋贵和内廷圈里，周子木的名头更响。你想啊，周大人随侍君前代表皇帝给京城各大道观布施，两次差事都办得龙颜大悦。第一次，皇帝先后三次封赏，周先生的委任状拿到手软；第二次，长公主殿下也是三次赏赐财物。
这样的恩宠，国朝以来前所未有，即便是当年权倾天下的锦衣卫陆炳陆指挥使也不过如此。
虽说周大人将来很有可能被成为天子女婿，不能做官。可他在陛下那里有不小的影响力，简在帝心就是权力啊！
在京城勋戚和内廷圈心目中，老周已经成为年轻一代皇权的代言人了。
众学生看老师的目光中自多了一分崇敬。
周楠心里不是滋味，咳嗽一声：“上课了，为师今天要教的内容是《隋唐租庸调制的沿革，以及和我大明朝丁亩的关系》。所谓租，就是田赋；庸，身庸；调，徭役。唐代在以前均田制基础上实行的田租、身庸、户调三者合一的赋役制度。北周时的裴侠征收庸，用以代役。隋文帝开皇十年，规定丁男五十岁免役收庸，允许交布帛以代替力役……我朝实行的是丁亩分离制，人口徭役和亩税单独征收……”
“……如此，问题就来了。有贫困家庭劳动力充沛，可名下却没有田产，国家也征收不了多少赋税。而有的人家却良田千亩，在征丁口的时候也征不上来多少。显然，这个丁亩分离的税收制度不甚合理……”
周楠本是基层公务员出身，熟悉地方民情。他和其他教习授课的时候子曰诗云不同，专授经世济用的学问，加上口才了得，听起来非常有趣。
倒不是叫学生们不学圣人之言，其实，在场的两百多学生谁不是十年寒窗出来的。就其学问未必就输于周楠，真叫他们去考，大家中个秀才也不是什么难事。
这些人都是内廷的精英，将来是要做内相治理天下的，如果不知道周楠教授的学问的价值。
一个个都听得如痴如醉，并在心中计较，当年我若是执政司礼监，又该如何改革这一弊端？
丁亩合一本是张居正新法的重要内容。
张居正改革有三项重要纲领：一条鞭法、考成法和清丈天下田产丁亩合一。
简单说来，就是清被大户人家隐匿的人口和土地，增加税务规模；将实物税和徭役统统折合成银子；并以完成这两项任务的数据做为官员的考核标准。
到清朝雍正的时候，四阿哥更进一步，直接摊丁入亩，火耗归公，士绅一体纳粮一体服役。
没错，周楠今天所教授的内容就是张居正的隆万大改革。
这事周楠想过了，明朝之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国家财政崩溃；二是小冰河期天灾，百姓衣食无着，只能揭竿而起。试想，如果崇祯年天灾的时候，朝廷有钱赈济百姓，能拿出军费镇压叛乱，何至于让黄太极拣个大便宜？
要要充盈国库，张居正新法是救大明朝的唯一良方。
在张居正当政期间，国家强大，也因为有充足的物质保障，这才有万历三大征酣畅淋漓的大胜，这才有老张去世后国库中存银一千三百万两。
如果不是因为万历亲政之后，尽废新法，大明朝何至于亡国？
万历糊涂，竟然为了私人恩怨将一条鞭法这根大明朝唯一的救命稻草丢了。
万历和张居正的私人恩怨是其中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老张触动了士绅阶层和文官集团的利益，变成了大伙儿的公敌。
说到底，张居正和严嵩都是干脏活的。只不过，严嵩是皇帝的白手套，而张居正是国家和民族的白手套。
这二人下场都不太好。
周楠也有心要改变明末悲惨的局面，可是那日探监的时候严嵩说“你会再来这里”的那句话叫他心中悚然而惊，历朝历代，凡是有志于变法图强的政治家都很倒霉，前有商鞅、王安石，后有张居政、戊戌六君子……俺老周就是个普通小白领，追求的是富贵荣华，送死的事情可不能干。
可是，为了子孙，必须挽这即将要倒下的大明朝。
那么，就先将变法的思想传播下去吧，从太监们开始，潜移默化，进而使得变法之思想深入人心。
如此，将来张居正或者未来像张居正那样仁人志士在推行新法的时候也多一份助力，不至于人亡政消。
抱定这个思路，周楠在课堂上不遗余力地向学生们塞私货推销自己的新思维，他却没想到，自己这么做，岂不成为严党的魁首大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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