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诚和申时行商议的内容，高务实毫不知情，直到申时行一行人回京，双方都没有任何实际性的举措，确切的说他们连交流都没有。
申时行历来是一个极其沉得住气的人，他作为高务实名义上的“座师”，这么多年来看多了高务实不动声色除掉对手的戏码，自然深知高务实的厉害，要对这样的人下黑手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当初余有丁暗中插手张鲸与刘守有针对高务实的计划，以堂堂阁老之尊都差点把自己搭进去，这件事给了申时行足够的警醒，所以不到万事俱备，他是绝对不会出手的。
再说，这样一个计划，不知道有多少前期工作要暗暗进行，现在离时机成熟还远得很呢，有什么着急的？按部就班一处处打下埋伏才是正理。
况且，要让计划中的那场仗打败虽然容易，但这里头也是有好几个难点的，必须全部解决了才能行动。
比如说，这场仗一定要让高务实亲自指挥，或者说至少要让他亲自挂帅，否则就算最后真的打败了，可那主要责任也不归他啊！这就得提前确定办法，到时候要能确保一定会由高务实亲自去领兵。
又比如说，怎么把这场败仗“利益最大化”——之前已经分析过，高务实本人就算吃了个大败仗，也未必会一蹶不振。更大的可能性是皇帝会念旧，届时给他个不轻不重的处罚就过去了，多半还会让他“策励供职”。
皇帝的这种处置，对于大勋贵、大宠臣而言实在是经常出现的结局，高务实有足够的资格享受这个待遇。所以这一波预想中的失败，只是打破了高务实战无不胜的神话，让他在皇帝心目中不可替代的地位出现动摇，但肯定罪不至死，甚至连东山再起都谈不上，只是反省一下就完事了。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何为心学一派谋利呢？这就需要他申时行这位首辅好好策划周详，到实学派因为高务实之败而阵脚大乱时，他这边再突然出手，为心学派获取最大的利益。
这显然都是很不简单的事，每一件都是计中计，又由计中计组成连环计。他作为总设计者，自然要仔细一些，不仅不能盲动，甚至还要在不走漏风声的前提下完成布局。
申时行没有任何反应，甚至都没有在内阁问起前几日“平台召对”的事，高务实也就慢慢放心下来。他暗地里估计，可能是因为大舅的离任比较突然，申时行属于匆忙接任，可能也没做好全面冲突的准备。而以申时行的性子来说，既然胜负难料，那肯定就要拖延下去，慢慢累积获胜的几率。
高务实的这个想法也不是没有道理，因为申时行确实不打无准备之仗，这从之前他没有亲自插手张鲸、刘守有的计划，而是让余有丁暗中操弄就可以看得出来。
当然，这也符合申时行在原历史中的表现。在各类史书——无分正史野史——几乎都一致认为申时行首鼠两端、八面玲珑。连跟他关系不错的王世贞，在《首辅传》里也用了一个比较委婉的说法，称他“富有积蓄，不近悬崖，不树异帜”。
不近悬崖，这个说法是很微妙的。
有道是“君子不立危墙之下”，所以在传统儒家思想中，“不近悬崖”看起来是一个非常褒义的词汇。然而王世贞毕竟是后七子之首，独领文坛风骚二十年的大牛，他的用词显然有深意。
深意在哪？
在于君子虽然不立危墙之下，但那只是君子平时的存身之道，实际上君子也应该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勇往直前。
这其中的关键在于，君子究竟什么时候该“不近悬崖”，又什么时候该“虽千万人吾往矣”。
什么时候呢？义之所在。
倘若只是寻常时候，那当然该“不近悬崖”，但如果是义之所在，君子就应该“虽千万人吾往矣”了。
可是，王世贞绝口不提申时行有过如此“豁得出去”的时候。所以换句话说，王世贞其实是暗暗点明了申时行并无过人的勇气这个巨大的缺点。
之所以只好暗暗点明，无非是因为双方关系还不错，不好明言罢了。
因为这些原历史中的记载和分析，高务实并没有太在意申时行的“无动于衷”，只以为申时行不想这么快激化矛盾而已。
高务实觉得申时行这样虽然不是最好，但也还算不错。只要他不选择改弦易辙，把之前实学派所推动的改革取消，开历史的倒车，那么他还是可以容忍这位申元辅的存在的。
反正他一贯的态度都是明确的：只要你不惹我，不阻拦我改革，那么基本上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忍一忍。
笑话，那些勋贵他都能忍，甚至还能想法子把他们拉去一条适合他们“改邪归正”的正道，那么其他人他又有什么忍不了的。前提就那两个：别来惹我，别拦我路。
所以，申时行不动，他也就懒得去管。他近来一直忙着禁卫军的组建工作，戚继光虽然人还没到，但一直在和他书信交流。双方把编练禁卫军的一些构想和注意事项都在书信中交换了意见，基本上算是达成了一致，现在就等戚继光和杨四畏妥善交接完毕，前来赴任了。
哦，当然，戚继光还得亲自招兵，而且这次不能去义乌了，得在北地招兵——禁卫军虽然名义上来说是允许全国招兵的，但从安家容易、指挥方便等角度而言，还是在京畿附近，或者最多不超过北直隶为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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