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蓬巴尔侯爵一向主张加强与巴西殖民地之间的经济贸易，而在海宁的环球集团到来之后，即便是被视为危险地带的雨林之中也有了可供开发的项目。葡萄牙甚至整个欧洲也都有望从中获益。
这些效益，都是隔壁的西班牙以及其他的欧洲国家不曾拥有的。
尤其是刚刚吃了败仗的英国。
环球集团并非没有向英国派出使者，相反的，由于苏格兰在1707年5月1日才并入英国，而且本身仍然存在着较为严重的分离倾向，甚至几乎和法国同步产生了启蒙运动，所以环球集团向两个地方分别派出了两批使者。
在苏格兰的那批使者，自然可以像在其他国家一样大肆的宣传着英国的失败。虽然他们也需要藏头露尾，以免被当局追捕，但所受到的压力肯定不如英格兰那边的大。
而在伦敦附近，任何形式的报纸和传单都没有被贸然的丢出去。当地的使者仍然在抓住最后的时间搜罗英国的人才。
他们很清楚以英国人现有的速度来说，印度的消息需要在一年之后才能够传到这里来，而英国方面如果没有收到自己的情报，是不会甘心承认在印度的失败的，哪怕是向自己承认也不一定能够做到。
所以，他们现在还可以在将来的一年里继续着搜罗人才的事业。当然这个过程并不方便打着环球集团的旗号去进行，他们利用了一家在荷兰注册的商业组织来完成这一切。
众所周知，荷兰是一个向来都很推崇金融业的国家。他们甚至可以将郁金香这种花卉做成理财产品，这是最终的结局不怎么美好罢了。
利用荷兰自身良好的金融秩序，海宁的仆人们打着南非荷兰人的旗号，在这里搭建起了他们的根据地。
由于在地缘上可以更方便的与海宁的环球集团进行贸易，所以这家小公司目前掌握着大量来自环球集团的商品。
这些商品在富庶的荷兰很快被抢购一空，就连描绘英国人在印度战败的那些画作，也没有躲过这些金融家们的毒手。
类似的一幕其实也在意大利上演着，不过当时的意大利还处于分裂状态，而且还是不同大国之间角力的重要战场。法国和奥地利的宿怨很大一部分就来源于此。而各类的政治环境也让这里的商业交流变得困难起来。
所以，这边的几位使者只能小心翼翼的行事，不过他们的收获还是很丰富的。
而且在寻觅人才方面，意大利的几位师者也处于领先地位，这不是他们多么能干，而是此时的意大利就算已经没落，其优厚的历史底蕴也注定比荷兰更容易诞育人才。
切萨雷-贝卡利亚，一个时年只有13岁的小男孩成为了这群人最大的发现之一，他在后来的著作《论犯罪与刑罚》完全可以被视为是法理学的经典。
当然一个13岁的孩子是做不了什么的，相对来说，苏格兰人亚当-斯密似乎更有资格引起重视。他如今已经有28岁，从年龄上来讲，正是风华正茂之时。而且他虽然是个初出茅庐的晚辈，但却拥有着令人赞叹的才华，他毕业于牛津大学，年纪轻轻就在格拉斯哥大学任教，几个月之前，他的主要内容从逻辑学变成了道德哲学。此后，他致力于经济自由主义的宣讲，毫无疑问可以称为海宁贸易策略的最佳理论推手。
海宁最近一段时间也在恶补关于这几个人的知识，除了这俩货之外，还有一个叫做门德尔松的犹太人，他现在应该还在柏林。这个门德尔松不是历史上的那位小提琴手，而是他的爷爷。这家伙的理论在今后的一段时间里，也是海宁需要重点关注的。
至于同一时期的康德，也需要海宁用相同的态度来对待。
当克莱武作为战俘而得到海宁机电的时候，海宁恰巧正在恶补这几个人的早期作品。
坦白的讲，这几个人的早期作品，并不见得有多么深远的意义，倒是一些没有流传到后世的作品，激起了海宁的猎奇心理。
克莱武看到的就是一本亚当-斯密的讲义，这是海宁的仆人从格拉斯哥大学偷出来的，里面已经出现了亚当-斯密的一些经典看法，某种程度上来说，他的思考确实是证明了他是一个早熟的人。
对于斯密，海宁还算是比较熟悉的。经济学在以后还是比较有用处的。而哲学和社会学因为后来200多年的不断发展，其内容早就已经日新月异。再加上当时的社会结构与200多年之后并不相同，因此海宁是很少关注这一时代的那些社会学家的著作的。
这就是他最近一段时间需要恶补的原因。
相对来说，更加依存于客观事实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只要是那些被证明是正确的理论，对于如今的海宁来说，就仍然是很有意义的，这些东西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不会因为人类的意志而转移，不像是那些社会学的哲理一样，根本就不是人们能够轻易视为永恒的东西。
甚至海宁一直觉得在伦理哲学上一直无依无靠的人们，很容易就会像这些客观的东西做出妥协，200多年后这样的苗头就已经非常明显，物理学才是哲学真正的母亲，那些从社会当中观察某些东西的人，后来都大多沦落成了经济学的奴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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