均田令从很早开始便是淮南都督府一项土地政令的备案，此前之所以不颁行，也不是怯于乡宗势力的反扑，而是因为没有必要。
因为此前的淮南都督府，本身便控制着大量的土地和人丁，而且拥有着极为发达的商贸系统，屯田这种高度集中的生产方式对于资源的调动和控制要更加有效率，立足于此供养多达十数万的军队。
至于在关中问题上旧事重提，就在于关中形势本就纷杂混乱，无论胡汉生民能够安于生产者不过十之一二，生产秩序几近无存。未来就算王师入主关中，如果不能将那些强梁武装拆分瓦解，即便一时臣服，也只是一个随时又会复发作乱的毒瘤。
“关中民情，乏于教化，勇于私斗，唯以田亩各付小民，使其衣食俱有仰仗，方可再论征发戈事。”
好勇斗狠，桀骜不驯，与其说是性情使然，不如说是一种迫于现实无奈的选择。所以沈哲子才要选择这种更加触及根本的方式，将最基本的生产资料进行重新分配。
“可是那些乡户乡势盘结年久，纵然怯于王师一时鼎盛伏低，可若只是单凭行台法度、虚荣羁縻，也实在很难完全消除他们深植在怀的逆反之想。”
杜赫本就是关中大族出身，对于这些关中豪强们的心理了解要更加透彻。关中民风彪悍，而那些豪强们恃此乡情，无论汉赵又或石赵，虽然也都短暂统治过关中，但也并没有打破这种局面。
就拿杜赫来说，他家就是因为见恶于汉赵刘氏，虽然家业被摧毁，但杜赫还是逃出来南投江表，如今俨然已成行台高官。
虽然能如杜赫这种际遇者少之又少，但关中那些豪强士人们才力也都不容小觑。
若是不能让他们完全折服，即便是剥夺一切的土地、私曲等资本，他们也未必甘心就此俯首成为王道顺民，或者投入各方杂胡部族中，借兵借势的作乱。哪怕只有一小部分人会选择这么做，也会令局势长久混乱，不能平复。
“乡士常怀幽怨，这也诚是一患。大军恫吓之余，各种教化事宜也都不可懈怠。”
讲到这里，沈哲子便望向同在席中的江虨，开口问道：“思玄于此又有什么看法？”
江虨目下官居大将军府军祭酒并行台仪曹尚书，这也是目下行台官员得于重用的表现之一，台、府共职。
若是只有台职而无府职，则就表示其人虽然才具可用，但还远远称不上是大将军的亲信属员。而若只有府职却无台职，则就表示这个人虽然与大将军关系不浅，但在能力和资历方面却还有欠缺。
当然这种标准都是上升到一定层面才会体现出来，对于寻常人而言，无论台事、府事，只要能够得任一端便是值得庆祝的事情。
江虨虽然挂职大将军府，但主要任务还是主管行台各种文宣教令，甚至其人所担任的仪曹连一些乡祀事务都在管理之内。譬如沈哲子早年吹捧抬举自家祖宗为武康山神，若是得不到仪曹的认可，便是乱礼淫祀，必须予以捣毁禁绝。
换言之如果这是一个香火成圣的道法世界，你能不能封神做圣便要看江虨的脸色。
“关中士民豪强群立，若欲求于久治，也不可一概以论。德誉、勇力、悍众，所恃者各不相同，也该因此细作审辨，各作化解。”
对于这个问题，江虨也是思忖良久，此时得于陈词，当即便将诸多策略一一讲述起来。
关中豪强诸多，其各自成分、种类也不相同，譬如土生当地的豪强如京兆韦、杜之类，外部涌入的强悍军头如此前被覆灭的太原郭氏，还有就是那些杂胡酋帅之类。
对于这些目标，行台整体上的态度自然是军事上的猛烈打击，通过武力将各方压服。但是事后的消化与治理，便就需要有差别对待。
江虨虽然是挂名的大将军府军师谋士，但是提出的策略与军事关系反而不大。他所擅长的主要还是文教宣传、把控舆论，所以在这方面也都多有计划。
“关中久乱，士庶杂居，华夷同流，是以礼章无存，王道难昌。若想明于伦理秩序，泾渭分流势在必行。宜广选谱学时流，将关陇之内诸多华族旧户甄别列选，整编《关陇门第考》，遍告域中华族宗户，彰其祖宗旧德事迹，因此有别犬戎丑类。”
跟随在大将军麾下年久，江虨对于这种发动人民群众自发区别分类、排斥异己的手段已经非常熟练。挖掘那些关陇门户家声旧事，以唤醒他们血脉之中那一份已经渐有淡忘的荣耀，将华夷之别再次强调起来。
“至于那些杂胡夷狄之众，各自本就悖礼少文，更难以诗书经义教化。各自部族源流，虽然乏甚信史序列，但也多口耳蛮夷相传溯源。此类戎狄邪说，虽然只是荒诞，但于胡众之内也都都有信徒。因此宣布教化时，也不妨稍采这些蛮夷杂说，稍作经义附会，予其诗书礼法渊源……”
沈哲子原本只是含笑倾听江虨的讲述，可是在听到这里的时候，脸色已是微微一变，抬手打断江虨的陈述，继而便垂首思忖片刻，而后才又说道：“讲得详细一些。”
于是江虨便又将思路稍作整理，就此发散阐述。这一条针对那些杂胡的策略，大体就是整理那些杂胡部族们本身一些古迹传说，加以整理加工，埋入一些汉化精髓的理论，以此让那些杂胡们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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