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不先教，不可用也’，同样军官不教也不能用。忠勇军中多是些出身‘低微’的平民组成，文化素质不高，他们即没有受过普通教育，也没有受过现代专业的国家军事教育，就是想学也没有啊！军官多是在本军中一点点培养起来的，后果就导致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经验以外的东西。士兵们往往会取笑那些对未来战争思考的人是自作多情，甚至加以嘲笑和排斥。
这对于一支军队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火器作战在这个时代就是新鲜事务，根本无处借鉴，全凭他们的摸索、研究和总结。如果有些人依然墨守陈规，依然抱着这个时代的战术不放，对军队的危害将是致命的，所以赵柽不得不时时警惕。
因为赵柽知道指挥员是一个将、一个旅、甚至一个都的最高长官，他代表的一支部队的意志，他不仅完成着部队所应承担的任务，也对部队中每个人承担着责任，也就是上要对得起国家，下要对得起战士，这才是指挥员的职责。人常说，没有无能的士兵，只有无能的指挥官。这句话有些偏颇，但是这句话也正确地反映了指挥员的作用与责任。
一场战斗的胜利或者一个战争的胜利，指挥员起着决定性作用，他决定着战争的走向，统领着整个部队的意识。指挥员只有了解战士、了解部队，才能驾驭这支部队，才能指挥这支部队。他必须有调动部队各部门间的资源，充分发挥每个人的作用能力，才能将部队最大程度发挥出部门的战斗力。所以，指挥员的职责对于整个部队具有决定性作用。
一个伙长升为一个队长可能还觉不出有什么特别，尤其是在大部队集体作战行动中。但是由队长升为都头就不是那么简单的事情了，他就不仅是一名军事指挥官了，还要管理手下的一百多号士兵。他们的吃喝拉撒要管，喜怒哀乐要问，平时还得组织他们训练、学习，战时指挥他们冲锋．．．
同样到了指挥使一级管的更多了，他不光是管的人多了，事情多了，营一直是作为忠勇军基本独立作战单位，经常需要独当一面，由于武器配备的多样化，人员专长都有了一定的偏重性，在执行战略战术任务中往往成为不可或缺的主攻力量，而指挥员就应该具有独立指挥能力和较高的军事素质了。
指挥员肩上的责任可以说非常沉重，指挥战斗的胜利是指挥员的胜利，失败也是指挥员的失败，而失败的同时又使指挥员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个责任不仅是指挥上的责任，也有心灵上的谴责。当你的战士一批批地在你的指挥下到下，那个时候再严厉的惩罚也无法抹去心灵上的谴责。
而解决的办法就是要求指挥员不断的学习，让他拥有应具备的能力，这也是赵柽一直想在军中建立一所培养军官的学校的本意。如今这次扩军是忠勇军到现在为止规模最大的一次，在大批新兵入伍后依然要想提高和保持战斗力，就需要一支有力的基层军官队伍，成立军官教导队便是必然的选择。
现在首先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先搭起新军的骨架，这个问题赵柽已经思考了很久，军中能够独当一面的人选都已调离，必须有合适的替代者但是能够掌控全局的人人选没有，他只能自己兼任主帅，虽然不免落人口实，可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了。赵耻是唯一还在的老军都指挥使，副帅之职非他莫属。都虞侯一职在忠勇军中一直空缺，其实这个职位也相当重要。
都虞侯，最初出现在唐代后期，当时藩镇节帅以亲信武官为‘都虞侯’、‘虞侯’，于军中执法；同时在中央军中也设有此职。西魏时，置“虞侯都督”，后世沿袭，隋为东宫禁卫官，掌侦察、巡逻。到五代时，都虞侯为禁军高级军官，后梁有六军马步都虞侯，后唐以后为侍卫亲军的高级军官，有侍卫亲军马步军司都虞侯、殿前司都虞侯、侍卫亲军马军司都虞侯、侍卫亲军步军司都虞侯四种都虞侯，为各司的第三把手，仅次于都指挥史、副都指挥史，相当于现在的参谋长。
忠勇军建军初期，军中没有合适人选，只是让赵耻和赵礼作为参谋跟随赵仁处理军中事务，而作为近卫营指挥使的赵信其实一直实际做着都虞侯的工作。后来赵耻代理豹将都指挥使，赵礼却在西征后一直留守大营，当其他人驰骋沙场建功立业的时刻，他却默默无闻，以致很多后进的职位都超越了赵礼。而赵柽在两年后一回大营，眼睛所见，耳朵所闻，让他发现赵礼正是都虞侯一职的最佳人选。
留守是一项最令人乏味的事情，领着些病弱看守营房，要是一般人也就做做日常工作，随遇而安了。但是赵礼却没有消沉，他不但领着留守营的官兵改建了营区，还坚持严格的训练，从不懈怠。而赵礼更是利用这段时间编写了忠勇军的《操典》，其中不但涉及选兵、练兵和军纪条例，还对对与夏军作战的各个战例做了总结，制定他们这支新型军队在各种地理条件下的宿营、作战、训练系统的进行了规范。赵礼便以自己另一个方面的才能重新被王爷赏识，获得了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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