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们刑事犯看不起这些右派，咱偷东西还讲个‘盗亦有道’，还讲点江湖义气，可他们文化人一旦到了这个份儿上，啥规矩都不讲啦，净想撇清自己，把事往别人头上推。灾年来了，劳改队的粮食定量一减再减，最后减成每天七两毛粮，就是带皮的粮食，右派们谁也不敢喊饿，谁要说个饿字，马上就有人打小报告，说七两粮食就够多的了，咱们这些人对党对人民犯了罪，党和人民宽大了咱们，给咱们粮食吃，你还喊饿，这不是对社会主义不满吗？当然，文化人里也有硬汉子，令尊田先生就算条汉子，右派队二百多号人，拒不低头认罪的只有五个人，他就算一个。田先生自打进劳改队那天就不承认他犯了罪，对管教干部说他到死也是个‘三不’，不承认有罪，不改变观点，不落井下石。妈的，老爷子那股硬劲儿连我们刑事犯都佩服，为这个，田先生可没少受罪，大会批小会斗，关小号，干活多加定额，取消通信权利，田先生一句软话没说。劳改农场干的是农活，种小麦，外人都以为最累最苦的活是拔麦子，其实拔麦子不算最苦，劳改犯们最怕的是冬天挖冻方，东北的冬天零下三四十摄氏度，地冻得比石头还硬，一镐下去一个白印，得用钢钎和十八磅大锤打眼，把洞眼连成一排，再用钢钎撬，那抡大锤可不是谁都能抡的，劲儿使小了没用，抡圆了又没准头，谁也不敢去扶钎，那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十八磅的大锤抡到脑袋上脑袋开花，抡到手上、胳膊上就能把骨头砸碎，整个农场光这么砸死的就好几个。”
“田先生算是死不改悔的大右派，需要好好改造一下，就被派了扶钎的活，老先生算命大，只把手砸骨折了，包扎一下还得接着扶钎。唉，罪遭大了。头两年，粮食不紧张，干这种活还扛得住，灾年一来，可就完啦，你想，七两粮食也就塞个牙缝，别说干活，躺着也够呛，大伙浑身浮肿，走道像踩着棉花，东摇西晃的，出冷汗，两眼冒金星。工地离我们宿舍有十几公里，单程走也得一个多钟头，零下40摄氏度的天，肚里再没食，能不死人吗？每天路上也得倒下几个，倒下就没气了。有一次我走着走着也倒下了，当时也不觉得冷了，也不觉得饿了，只觉得身上暖暖的挺舒服，眼皮也睁不开了，直想睡过去。我听人说过，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了你小子就该完蛋啦，当时我心里明白极了，眼一闭心一横，去他妈的，爱怎么着就怎么着吧，横竖一条命，活着也遭罪，一了百了吧。你猜怎么？咱快完蛋的时候，有人掰了一块窝头放在我嘴里，我这嘴也不争气，明明不想活了，还吃它干什么？可这嘴就是不听话，只觉得那棒子面的香味儿快把我的魂勾走了。我当时想，这会儿能让我吃一个窝头，砍走我一条腿也值啦，当时我那模样大概比一条饿狗也强不到哪儿去，半个窝头差点儿把我噎死。就这点儿食一下肚，我居然缓过来了。你大概猜着了，是田先生给的，我不知道老爷子是怎么省出的这半个窝头，每人一天才七两啊，人就是这么怪，关键时刻半个窝头能救条命，这也就是田先生，换个人他宁可让你砍他一条腿，也舍不得那半个窝头。不怕你笑话，咱这辈子走南闯北，没家没业，上不敬天下不敬地，膝盖没弯过，脑袋没低过。可等我缓过劲儿来，膝盖一软，愣是给令尊田先生跪下啦。救命之恩呀，不表示一下咱今后还能在江湖上混吗？你猜田先生说什么？他骂了我一句：‘没出息，男儿膝下有黄金，岂能为口食物下跪？’说完连理也不理我转头走了，当时，嗨……”
“你别笑话，我眼泪和鼻涕糊了一脸，这辈子除了田先生，没人拿咱当过人，我老K这才明白，人和人真他妈的不一样呀，坏的人坏起来简直是坏得流油，好的人让你奇怪这世上怎么还有这么好的人。打那以后，我拿田先生当自己的爷爷供着，哪个王八蛋敢和田先生过不去，咱老K不管明着暗着也要灭他一下。可田先生不喜欢咱，见了咱就跟不认识似的，平时跟谁也不说一句话，独来独往的，骂他打他的人他不理，像咱这拍他马屁的他也不理。这咱理解，田先生是什么人？人家是大知识分子，有学问有地位的人。咱是什么人？流氓小偷，人渣子，人家看不起你。”
“反正不管田先生看得起咱还是看不起咱，咱对田先生只有尊重。人呀，不管你多坏，见了好人还是不能不佩服，流氓也有良心呀。我到现在也闹不明白，像田先生这样的好人怎么也被送去劳改了呢？这世道好像有点儿不对头呀，自古以来监狱那种地方是我们这种人该住的地方，田先生那种人应该去当大官，好人当官老百姓享福呀，肯定是清官，就像包公、海瑞似的。算了，不说这些，我接着讲。说实话，我看不起文化人，除了会练练嘴，别的什么都不行，大部分人骨头还特别软，他们就不明白，既然政府把你送进劳改队，就说明人家看你不顺眼，要收拾收拾你，你要像条狗似的挨了一鞭子还向人家摇尾巴就没意思了。他们以为尾巴摇得越欢就越能得到宽大，所以拼命打小报告，写思想汇报，批判别人的时候一个赛一个凶，其实进了劳改队大家的身份就拉平了，你表现再好也没人拿你当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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