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抽出电子钥匙，轻轻地打开门。
六年前，我在这间房里照顾过沥川，至今还记得枕头和被套的颜色，一切还是那样熟悉。
沥川静静地躺在床的中央，盖着一块浅绿色的毯子。小穆将他擦洗得很干净，他的脸毫无生气，双目微合，又没有完全闭上，仿佛无力睁开，却又要透过一条缝隙，再看一眼这个世界。
一缕阳光照在他的额头上，苍白的肌肤几乎是圣洁的。他的嘴角残留着一丝微笑，仿佛陷入了某个美好的回忆之中。
沥川还是那么美，那么英俊，哪怕是在他最后的时刻。
我在他床前跪下来，拉着他的手，一连叫了几声“沥川”，他都没有反应。
我不禁失声哭泣。
龚先生听了听他的呼吸，又按了按他颈上的脉搏。他掀开毯子，我看见沥川的身上有一片一片皮下出血导致的淤青。
“沥川，是我，小秋！”我将他的手放在我的脸上，轻轻摩挲着，手迅速被泪水打湿了，“你醒醒！我求你醒醒！”
龚先生把我拉到一边，拍了拍我的肩，半是安慰半是警告：“他命悬一线，已失去了抗争的意志。这个时候，你要尽量鼓励他。”
我含泪点头。
“他最想听什么，你就说什么，让他高兴、让他放心。”
我将嘴轻轻地凑到他的耳边，柔声地呼唤：“沥川，我在这儿！你别离开我……我求你别离开我……我再也不逼你啦！你放心，等你好些了，我马上就move on。我会离开北京，我会去别的城市，我不会给你打电话，也不会再来找你啦。这一次是真话，我说到做到，再也不变卦了！你答应我，一定努力活下去，好不好？”
那一刻，我觉得，我的话他听进去了。
因为他的眼皮终于轻轻地动了一下。
抢救病人的平车进来了。
随行的医生说：“救护车就在楼下，医院那边已经按您的要求准备好了。病人情况如何？”
“严重脱水，低血容量性休克，呼衰，我怀疑还可能有血胸和急性肾衰。到医院后立即拍胸片、抽血。先给他五百毫升生理盐水扩容。请通知医院准备全红细胞和血小板各四个单位。我得现场插管，准备好呼吸气囊手动通气。”龚大夫果然是名医风范，临危不乱，井井有条。随行医生应声忙碌开了。
消毒程序开始后，龚大夫让我和霁川到门外回避。
过了一会儿，门猛地开了。插着气管的沥川被医务人员推入电梯，救护车风驰电掣般冲向医院。我和霁川、René，以及江、张两位老总紧随而至。
沥川这回在ICU里待了整整十七天。龚大夫说得不错，由于凝血功能障碍，肺部出血，造成大量血胸，他被插了胸管。撤掉呼吸机之后，胸管还是不能拆除，一直插着，每天都有粉红的血从管子里流出来，呼吸时痛得浑身打战。越是如此，医生反而越要鼓励他咳嗽、深呼吸，以便尽早排出肺内痰液和血块。
见沥川如此痛楚不堪，我请求医生给他注射吗啡或者杜冷丁。医生说这些止痛药都会抑制呼吸，不能用。
那段日子，连我的头发也稀疏了。每次握着沥川的手都能感到他的痛，身子痉挛着，冷汗湿遍全身，连一旁的我都跟着发起抖来。
苏醒之后，沥川不和任何人说话，包括我在内，仿佛意识已离他而去了。大多数时候他都在昏睡，很痛的时候会醒，谁叫他都不理睬。
沉睡的时候他会拉着我的手，任何时候都紧紧地拉着，仿佛那是自己的手。
如果轻轻用十指抚摸他的头，他会睡得很快，好像婴儿一样。
一个月之后，沥川略有好转，霁川坚持要送他回苏黎世治疗和疗养，毕竟那里的医生更加熟悉他的病情。临行前，龚先生坦白地告诉我，两次抢救，沥川的身体已垮掉了大半，健康正在迅速恶化。如果不及时进行骨髓移植，前景非常不乐观。
沥川去苏黎世时我没跟他告别。霁川请求我陪他们一起去，我也没答应。
我履行自己的诺言——Move on。
事实证明，我不在的时候更有利于沥川养病。他一连为我三次病危，我不能再让这种情况发生了。
我回北京继续托运行李，到昆明找了一个小的翻译公司，继续干我的本行。
一切终于烟消云散了。
我感到幸福，也深深感谢上苍。
毕竟，我所爱的人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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