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咣当”
列车开始刹车，缓缓进入了站台。
从行李架上拿下带拉锁的黄色老式帆布手提包，跟随着满车厢的人群走出了车站。
滨城初秋的阳光依旧明亮，但是海风中已经带有丝丝凉意，还夹带有淡淡的海腥味，他用手拉紧了身上夹克衫的拉锁。
火车站广场上蓝绿相间的有轨电车轰隆隆地驶过面前，距离广场不远处的天津商业街人群开始增多。
其中大部分人穿着依旧是黑蓝灰为主的中山装和夹克衫，但是中国对外改革开放的大门已经徐徐打开，受到附近韩日的影响，城市里有些年轻人开始穿着时髦的风衣和时装，偶有鲜亮红裙子从眼前飘过，引起侧目。
当年有一部电影，内容忘记，名字倒是想起来《街上流行红裙子》，红裙成为当时时髦少女的最爱。
火车站周围的建筑风格依旧是日式为主，间或有俄式小楼出现，色彩灰暗，只有站前楼顶巨大的蓝色三五香烟广告牌闪闪发光。
凭照记忆好不容易找到火车站附近的2路公共汽车站，买票上车，车票只需要三角钱，二十年后已经涨到三块钱，整整涨十倍。
汽车开动了，坐在车上呆呆看着窗外滨城沿途的景色，还是记忆中二十年前的陈旧和荒芜，看不到有新建设的高楼大厦。
滨城很久以前叫达里尼、青泥洼，是辽东第二大城市，气候冬无严寒，夏无酷暑，位于辽东半岛南端。
历史可追溯到夏商，与山东半岛联系密切深受影响，战国时代燕昭王在辽东设置“辽东郡”，西汉时期滨城地区设置“遝氏县”，唐朝初期滨城地区属安东都护府积利州管辖，
近代史上遭受了两次大的战争劫难，沦为俄日殖民地近半个世纪。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汽车，终于到达滨城工学院，下车后在学校大门口看到熟悉的高大领袖大理石雕像，以此为坐标很容易找到了男生宿舍4号楼405室。
滨城工学院当年是中国著名的“四大工学院”之一，坐落在滨城西郊的凌水河畔，四周都是丘陵和小石山，建校时间与共和国同龄，当年也属于国家重点院校。
学校正式开学是明天，405室其余五个室友已经到了四个，另一个家在本地的历来到校晚。
按照学校大学生传统习惯，大学男生宿舍依据年龄排名次，老大宋明德，来自辽宁庄河乡村，个头不高，可能是海风吹多了，脸色暗红，学习刻苦，不善言谈，刚到学校就去教室学习。
王城春城人，排行第二，工人家庭，皮肤黑黑，成熟吃苦耐劳，正在屋里洗衣服。
老三何守义，锦州人，干部家庭，个子瘦高，觉悟也高，口才好组织能力强，班长，系学生会干部，不在宿舍，刚到校就开会去了。
老四韩春波，本地滨城人，油嘴滑舌调皮捣蛋，学习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学习成绩全班倒数第一，说话带有海蛎子味，在家还没有来。
张子健排行老五。
老六闫喜军，白城人，中等个头，不爱说话，家庭富裕，性格高傲，是个学霸，学习成绩年级前列，正在屋里唯一的桌子边看书。
推开房门，来到屋内，向寝室里的老二和老六打了声招呼，老六抬起头回应了一声后，继续看书。
王城站起身来擦擦手，过来与张子健握一下手，然后说道：
“五弟，我都到三天了，你今天才到，不过没关系，明天也没有课，这学期课都少。”
放下手提包，张子健开始整理自己的衣物和收拾床铺。
当年大学生宿舍的条件比起八十年代初期已经好了许多，现在是六人一个房间，床位是上下铺，靠窗摆了一张木桌，有几把铁木椅子，但是没有什么衣物柜，学生的杂物都放到自己带来的箱子中。
还是记忆中房门后的下铺，被褥打成一个卷，已经陈旧的蚊帐也卷了起来。
记得大一新开学时没有带蚊帐，不知道滨城的蚊子非常凶狠，黑底白花，盯住人不松口，被咬后马上起大包红肿，痒得不行，为了节约十几元钱，坚持了整整一周，满身没有一个好地方，实在受不了，后来咬咬牙花了三元钱买了一个高年级师哥换下来旧蚊帐才不天天挨咬。
床边斑驳的墙壁上石灰有些脱落，当年找到电影宣传画报贴在墙上。
电影没有看过，内容不知道，只知道电影名字《老婆，你好嘢!》，女主角郑裕玲正在对着他微笑，却带有一丝丝怜悯。
收拾好东西后，张子健将藏在内衣里的三百元钱拿出来，这是母亲一针一线在内衣上缝了一个口袋，用按扣扣上，临行前反复叮嘱不要被人发现，在火车上千万不要用手去摸，怕引起小偷的注意，当年东北火车上的小偷很是猖狂。
是整个学期的全部生活费，包括吃饭、洗漱用品、衣物、书籍和零花钱等。
那个年代，大学生食堂每月吃饭大约花费几十元，每天不到两块钱，荤菜不到一块钱，素菜只有几角钱左右，大学生普遍很穷，即使食堂有部分荤菜，也舍不得吃。
学校不用交学费，学生宿舍里也不用交什么钱，被褥自己从家里带来，只交书费，每月按各自家庭收入情况国家还有补助金，毕业后国家包分配工作，大学生是香饽饽，根本不愁毕业后的失业问题，还是社会主义好，但也造成毕业学生听天由命，不敢闯荡社会的弊端。
张子健拿出学校储蓄所存折，当年自己还没有银行卡，而国内几大银行的银行卡也是刚刚试发行，属于有钱人的专属，招呼一声室友后走出寝室。
走在即陌生又熟悉的校园内，看着来来往往的青涩学生，不由自主的回忆起前世中国的改革开放历史。
记忆中的前世一九七八年以前中国是一个封闭自守的独立经济体，与世界经济体系基本“绝缘”，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二十年间中国城镇居民人均收入增长不到四元钱，农民则不到三元钱，全中国社会的各种物资全面紧缺，尤其是人民生活必需品更是稀缺，而国营企业半死不活，经济发展活力荡然无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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